网络言情小说与当代女性的婚恋想象

网络言情小说是平民女性作者与读者共同营造的爱情乌托邦。它充分表达了当代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想象与期待。在网络言情小说中,女性虽然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男性却是这一女性主体意识建构体系中的评价主体;作者和读者试图通过对男性的想象性塑造和对弃妇人生的重新书写来冲破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束缚;众多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描摹和对自我情欲的确认是当代女性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认识。网络言情小说作者有意识地让女性掌握话语权,让女性在自我言说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主体性的重新审视和确认。网络言情小说是当代女性婚恋观的大众言说,也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对自我定位的勇敢探索。     

论社会言情小说《广陵潮》中的新式女性形象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标尺,中国古典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及思想变革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而近代社会言情小说家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中的女性,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通过小说中的女性,我们可以了解晚清三十年的变革,从众多女性的情感历程中,可以再现社会、时代的缩影,因此,我们以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例,来分析过渡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而,把握社会言情小说的价值和启蒙的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的西域传说源流及文化意义

<聊斋志异·八大王>写的鳖宝故事与动物报恩母题、佛经龙女报恩母题和"胡人识宝"母题有密切联系,鳖宝具有聚宝和发现宝物功能.中国古人对于鳖宝的信奉以及宝贝观念的形成,深受印度民间风俗及西域外科医术、佛经海洋聚宝观念等的影响.     

快感:当代言情小说的大众文化特征之一

快感是当代言情小说所具有的大众文化特征之一。它的产生基于文本与读者生活的相关性,该相关性赋予读者心理补偿与共鸣,从而使言情小说获得读者的认同。言情小说的快感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通过阅读行为来实现;二是通过对言情小说的生产与消费来实现。     

意义空间的互动表达:论神话资源的景观转化

神话资源的景观转化已成为神话资源当代转化中的一种重要实践.从神话婚姻母题视角出发,以大禹治水神话为例,梳理婚姻母题中的女性形象,探究其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内涵,有助于把握神话资源景观转化过程中的民众精神需求.以美和情感为旨趣,以艺术性、认同性、互动性为原则的景观化路径,是神话资源赋能、彰显时代价值的新动能.     

明清女性保贞术母题及其印度文化溯源

古代女性保贞术母题往往借助于神物功能,可溯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其文化意蕴有三:(1)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处女身份,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有意义,“大团圆”结局离不开这一前提。(2)母题体现了对付男性性骚扰方式的巧妙和无副作用,符合女性身份、处境和条件,神奇法术或神物遏制了男性不合理的情欲。(3)母题具有的幽默感和轻喜剧意味,通过反讽艺术得以实现。母题成为保持、提高女性人物价值、强调其贞节身份的关键,这是伦理文化赋予通俗小说审美表现的需要。     

论网络言情小说的“悲情”写作——以网络作家匪我思存的小说为例

大众传媒时代,网络言情小说受到追捧,随着当代年轻人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苦闷情绪的日益显现,"悲情"写作成为网络文学中的写作主流之一。匪我思存是网络言情小说"悲情"写作的领军人物,在其精致婉约笔触的渲染下,"悲情"主题凸显的同时,"悲情"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尤为成功,特别是那些由性爱分离到深陷情感围城的女性和在欲望、仇恨中不能自拔的女性身上"悲情"色彩更为浓厚。     

婚姻报恩与《聊斋志异》恩报主题

《聊斋志异》恩报思想体现于婚姻关系合理缔结,赞赏女子以献身生子的方式来报答施恩于其家者,恩报关系成为两性婚爱关系建立的前提动机和情感基础。而为了报恩不必受封建礼教对男女交往的束缚,礼法规范被恩报义务所取代。女子成为婚姻的主动者,常常为履行报恩使命无媒自嫁,冲破人鬼、人与动物精怪的界限。蒲松龄婚姻报恩主张与其整个报恩观分不开。其一强调奴仆对主子报恩,二是强调朋友或普通人之间受恩必报。局限性是以恩为标准,故本质上每每与情、与两性之爱相矛盾相冲突。它还基于把女性和性爱婚姻看成报恩工具的深层意念,精怪、女鬼实际上也是现实生活中弱势群体的化身,她们的报恩本质上也是男性性满足之必然性期盼的产物。     

民族融合视野下西南地区虎神话的文化解读

虎神话在中国许多民族中广泛流传,其中西南地区的材料最为丰富.西南地区虎神话的母题形态主要包括虎神、虎创世、虎生人、人虎变形、人虎婚、人虎争斗、虎报恩等.在民族融合理论观照下,该地区虎神话的成因主要受神话思维、族源关系、地域关系及地理环境的影响.从民族融合视野研究神话,其价值在于发现整体性的民族文化现象所体现出来的融合互动、协调发展规律,在于启示一种多民族杂居状态下的文化现象把握方式,在于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面貌与当代意义.     

蛇鼠、藏宝、掘宝秘诀与佛经故事——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从韩剧透视韩国女性文化

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韩剧的叙事结构很大程度上与家庭主妇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吻合,韩剧的种种叙事特征体现出了女性观看世界、处理问题、观照自身的独特方式,也提供了一种女性话语的言说空间。从韩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韩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     

唐前志怪故事中拟人化蛇意象的文化阐释

将动物人性化是保存下来的早期志怪小说的主要内容。对这些动物故事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当时社会思想发展的一个最有力证明。文章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有代表性的"蛇"故事文本的阅读分析,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志怪故事的产生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内容,在报恩观念和幻化观念中寻求人性化故事的合理解释,获得对中国民俗信仰的深层理念和中国文学生命移植原理的认知。     

游侠及游侠文学三论

游侠是历史的产物。游侠的理念显现出所产生时代的思想烙印,即其侠义行为以及报恩、复仇之举,均源自原始儒家、原始墨家学说。于是,游侠显现出儒的侠化,侠的墨化,儒家节操,墨家行为。侠风、侠骨伴随儒教对东汉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夯实了后世绵延不绝的游侠文学发展的基础。曹植的游侠诗,既是咏怀诗的先声,也是边塞诗的先声。而咏怀诗又孕育着李白儒、仙、侠合一的诗作。文人之所以酷爱游侠,出自诗人对人格尊严的追求,以及憧憬与宣泄心态的外化。这一心态,一定程度地左右着作家的文学个性风格的形成。     

文学之用与作家良知——以《马嘶岭血案》《那儿》为例

文学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抚慰与引领,是为了让人获得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存价值的怀疑者、批判者。《马嘶岭血案》《那儿》显示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与作家的可贵良知。在一些知名作家丧失了真诚、良知、责任感与艺术创造力的时候,陈应松、曹征路这两个在当代文坛并不出名的作家,通过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他们的良知、追求与创作实力,并为文学赢得了自尊。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工具的设计

金融工具的多样化是创建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基础。住房抵押贷款工具的设计是目前我国建立和完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关键。住房抵押贷款工具的设计依赖于贷款期限、贷款利率、贷款成数和还款方式四大要素。其中还款方式的设计直接影响到居民家庭的购房能力。鉴于等比递增抵押贷款方式的不足之处 ,利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双指数抵押贷款的原理 ,文章通过对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还款方式的分析 ,提出一个新型的住房抵押贷款还款方式。此模型遵循住房消费信贷理论 ,其主要适用对象定位在收入递增的中青年家庭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

话本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因果结构是逐渐突显并被广泛采用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似题材的话本变迁时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如佛教报恩与道教成仙的结局模式,即因它们具有合于因果、便于劝化、且能使作品结构更显完整等审美优点,遂被大量话本习用。而此种模式被大量效仿之后(如文言言情话本中道教成仙模式的滥用),因果结局的庸俗不堪及各种负面影响开始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这妨碍到话本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成为话本创作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进行了分析：形而上学的发端是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偏离了其价值论轨道而表现出了浓厚的知识论倾向，逻各斯（理性或上帝）成了万物的最终尺度，人不再是“是其所应是”的价值性存在；作为价值论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有特殊对象领域的哲学部门，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和幸福哲学。     

乡村弱生态--沈从文对湘西人生负面的生态思考

由于文化转换与政治气候的历史际会,现实湘西的人与自然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文化与人性之间,结构脆弱,经不起触摇,表现出整体的下滑趋势;“乡村弱生态”与“湘西生态风情”构成辉映与参照,体现沈从文对以湘西为原型的乡村生态的复杂观照,与“城市反生态”构成对照与相连,显示出沈从文对现实境遇的双重失望。从生态视角透观人与自然的和谐,文章认为这只是人性完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方式,要完成人之为人,尚有许多路要走。     

唐代行侠作品中的“侠者乌托邦”

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和小说中,侠客无论是表现自身不平之气,还是对他人苦难做出回应,背后皆含有一种理想性。虽然缺乏西方“乌托邦”具体的组织与疆域,但积极性别无二致。“侠者乌托邦”理想性的存在,亦促进了侠客“江湖”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