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理论的奠基性建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漫主义理论

本文从本质特征、价值取向、美学品格三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漫主义理论进行了具体阐述。作者认为,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制约性的辩证统一、关于倾向性与理想性的内在关联、关于主题想象与主观幻想的自由发挥是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浪漫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浪漫主义理论同其现实主义理论一样,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两翼,并为其浪漫主义美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     

放逐自我与“人的发现”——中国古代浪漫主义和五四浪漫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比较

个人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生命线。作家个人意志的自在表现、情感的自由表达、自我意识的强烈体现,是浪漫主义经典文本的基本特征。传统儒、道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浪漫主义显现出浓厚的个性主义色彩,但大多数时候个人被集体吞噬,自我遭到放逐;五四之后的浪漫主义则突出地体现为“人的发现”,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仍然使二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谈中国新诗浪漫主义诗潮重要代表--徐志摩的诗歌特征

徐志摩的诗歌以浪漫主义特有的创作手法个性的、主观的抒写,创造性的异想神思,浓烈的理想化色彩,炽热缠绵的情感,艺术至上的唯美倾向,创作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这同时体现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诗潮的重要特征.     

从异军突起到自我否弃——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境遇

浪漫主义是欧洲文学史上曾经普遍流行的一种文艺思潮,是现代西方文艺思想的起源。五四时期,在个人发现、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创造社异军突起,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潮流,与文学研究会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潮流构成了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形势。五四浪漫主义把情感、想象等视为文学的本质,强调文学与自发性、天才、灵感等特点的联系。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影响了整个五四一代作家。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创造社开始否定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1928年革命文学运动兴起,提倡新写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以现实主义为标帜,并且否定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尽管把浪漫主义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对浪漫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但实际上,在1930年代,逐渐形成了独尊现实主义的趋势。     

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知识论前提下,自我被看作先验实体,越来越成为逻辑概念的代名词。巴赫金指出传统的理论哲学使自我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自我应该是参与性应分的实现,是语言交往和对话的存在。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以及20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刻改变。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浪漫精神的文学诉求——论浪漫主义研究对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贡献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研究经过5种形态的理论阐发,完成了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中国化”过程,使现代中国文论围绕着浪漫艺术精神的诉求,在与现实主义权威话语的论争中,深化了本民族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完成了本土文艺审美言说体系的现代化建构。20世纪中国文论史几乎成为了百年浪漫文学精神的辩护史。     

时代、精神与诗人的自我叙述--90年代诗歌个案研究之一

诗与时代的关系是90年代诗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当年,"朦胧诗"之与时代的独特关系是通过某些意义模式而建立的.这些模式的有效性在新的时代业已失去,但却留下了一种可贵的精神原质.这种精神原质在王家新诗中得到了富有逻辑性的发展和变异,即从民族苦难的代言人还原为一个"单子",从对"光明"的自居到对自己内心黑暗与傲慢的清理,其中发生着被新文学过滤掉的西方文学另一精神"再生"或移植的故事.他的近作<回答>不仅揭示了新的时代特征,也使自己的写作或叙述获得到了某种新的可能.     

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理论主线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验,以追求和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国人民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的进程性决定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各发展阶段都涉及到的关键性的理论研究,其内在逻辑性则体现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理论主线,对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体例设计、框架结构及内容选择等都至关重要。     

论巴人的诗歌的现代特质

文章以现代性为视角透视了巴人诗歌创作的总体风貌．青春生命的热烈礼赞、决不妥协的叛逆精神、凤凰涅 的殉道气度和“九死未悔”的求索精神构成了其诗歌的主题内涵;而激进的浪漫色彩和浓重的悲剧品格则构成了其诗歌的艺术精神．这一切无疑是“五四”狂飙突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述了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它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又使得一些西方近代功利主义观念在中国得以移植。认为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构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新时期魏晋游仙诗研究述评

新时期中国大陆的魏晋游仙诗研究成就斐然,学者们能更新观念,转换视角,采用新的方法,将宏观的整体研究与微观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探讨了游仙诗的发展、渊源、流变等问题,尤其在曹氏父子、嵇康、阮籍、郭璞等作家游仙诗的研究上,取得了远胜于前人的业绩,然而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灵魂的投影内心的独白——谈美国诗人 E.E.肯明斯的几首诗

E.E.肯明斯是美国著名的先锋诗人。他的诗歌形式变异,语言分裂,在世界诗坛独树一帜。多年来,一些学者主要从他的语言和形式上探讨他的诗歌,认为他过分追求诗歌的形式,难免在主题上缺少应有的深刻度。但笔者认为,与其说肯明斯是用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倒不如说他标新立异的诗句正是他灵魂的投影,内心的独白。本文将依据文学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肯明斯诗歌的主题。     

唐代乐舞文化与乐舞诗综论

唐代文化气势恢宏昂扬,内容博大精深,而诗歌和乐舞尤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高峰,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兼收并蓄的文化促使唐代宫廷乐舞诗、西域乐舞诗、边塞乐舞诗及游宴乐舞诗盛极一时,上至王宫贵族,下至文人雅士,观舞赋诗蔚然成风。双峰合壁的乐舞诗拓展了唐代诗歌创作的视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景观。     

明代诗话:格调、复古与分唐界宋

明代诗话所阐述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在格调说、复古论、分唐界宋之争这三个问题上。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争,推动了古典诗学理论的发展,也体现了明代诗话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特色。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我国"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重大命题.新发展阶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着眼于法治建设地位更突出、目标更具体和举措更系统的宏观层面;新发展理念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则从经济社会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引领法治中国建设,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两个维度进行具体展开;在这二者基础上,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聚焦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引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此引领下加强法治中国建设,都必须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因此,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在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