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稹哀悼诗及文学史意义

元稹的哀悼诗除了对死者述哀之外,还以深广内涵感人：一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心意相通、互相支持、投桃报李的真挚情感。二是对世情、人情的真理性深刻体悟。其诗众体齐备,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一为虚实并用,开拓了佛教、道教、醉、梦、魂等多种审美空间,把它们和死亡哀悼之诗联系起来,将虚实结合的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二是以第二人称与死者对话,显得亲切自然;三是运用高度凝练、充满想象力和富有韵味的语言。元稹哀悼诗以其众体之齐备、情感内涵之深广和艺术手法之精湛而成为中国哀悼诗史上的一流作家。     

哀辞初探

哀辞(或写作哀词),是古代哀祭文的一个大类。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内把哀辞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秦风·黄鸟》,他指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黄鸟》的内容是哀悼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一事,是以诗的形式抨击秦穆公、哀悼三良的作品。宽泛地讲,《黄乌》诗可以当作哀辞看待;严格说来,《黄乌》诗不能划入于哀辞的范畴。因为,     

血泪哀歌 生死恋情——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非所有哀悼亡者的诗都可谓为“悼亡”。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了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地以“悼亡”为题。然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讲,将“悼亡”作为夫悼妻诗的专称是不合适的。因为第     

诗与非诗的界限--论亚里士多德对诗的艺术本质的界定

创造性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正是通过创造性模仿 ,亚氏一方面把诗与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把诗与雕塑、绘画等其他美的艺术联系在一起。在创造性模仿中 ,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这些艺术的本质特征。创造性模仿不仅仅是它们的手段 ,也是它们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区分了诗与其他艺术 ,并通过阐述诗是一种用语言模仿现实存在的艺术 ,完成了对诗的艺术本质的规定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王维诗“诗中有画”成因探

诗歌为文学(语言)艺术,有人称之为时间艺术、表现艺术、听觉艺术;绘画为造型艺术.有人称之为空间艺术、再现艺术、视觉艺术等;两者分属不同的艺术范畴.为不同的艺术形态。从各自不同的修饰语看,它们从创作过程所运用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及艺术构思.到艺术品的审美特点风格特色等等,都有着分明的界限和严格的区别。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处理对象区别诗和画:“就处理对象说,诗属于精神哲学.画属于自然哲学;诗描绘心灵的活动,绘画研究身体运动对心灵的影响。”(《笔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人们更断然区别诗和画,德国的莱辛从创作角度区别诗和画:“只有那些搞不清诗、画两者界限的诗人们、画家们,才会继续把‘诗如画’当作金科玉律;绘画凭线条和颜色,描绘那同     

再论严羽妙悟说

一、掌握妙悟说诗道的过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第一节即论掌握妙悟诗的艺术特质的过程,实际是讲诗的艺术鉴赏也在于妙悟.他认为诗的艺术特质、诗的创作方法不像哲学命题可以以逻辑思维来解决,是要靠学诗人的直觉思维去观照好诗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并且要靠自觉.这就是悟入.好诗指李杜、盛唐诗,上溯汉魏古诗以至《楚词》,以熟读深思悟入为方法取得真识.文学发展到《楚词》,言情备至,声色大开,思想意义又高,虽还不是诗,而是开辟了     

论李白咏月诗的哲理表现

诗的建构要求诗必须有意义,诗应该是对生命存在的真理性揭示,这是诗的艺术特质。本文即对李白咏月诗的语言、寓意、幻想等进行剖析,并论述了李白咏月诗在不同时期的哲理表现。     

默默的探索者与勇敢的盗火人——闻一多与李金发的象征诗创作比较论

闻一多与李金发都曾不同程度受过象征主义艺术思潮的,陶,先后创作了许多象征诗,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们携带象征诗崭露诗坛的姿态与影响诗坛的方式、象征诗的思情内涵与艺术风貌、及其美感效应与艺术活力等诸多方面却有着不同的个性特色。两者的比较将会留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浅谈题画诗的艺术神韵

本文从绘画与诗的历史渊源，绘画与诗书的美学思维入手，分析了题画诗与绘画的内在逻辑联系、情感联系、语言联系，深入地剖析了诗与画在艺术本质上的一致性、密切性、同一性，阐释艺术中的和谐统一性，并且在诗与画的深层中，指出“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艺术真谛。     

古典和谐美的理想与中国古代艺术的模式

一古典主义的美学和艺术,总是把再现和表现朴素和谐地结合起来,在表现艺术中有丰富的再现、摹拟、写实的因素,在再现艺术中有浓重的主观、表情、写意的成分,再现和表现如胶似漆地纠缠在一起,不象近代艺术和美学那样,把二者分化出比较纯粹的表现艺术(如音乐)和比较纯粹的再现艺术(如绘画)。这是由古典艺术和美学共同的和谐美的本质所决定的。苏东坡曾说过:“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其实不止王维如此,应该说整个中国古典的艺术和美学的基本特点也是如此。正如张舜民所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画墁集·跋百之诗画》):叶燮说:“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己畦文集》)。诗和画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     

中国古代悼亡诗初探

在中国古代灿若星河的诗歌中，悼亡诗始终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何谓悼亡诗：（一般指夫妻之间）“抚存悼亡，感今怀昔”①之诗也。由于自晋代潘岳的三首《悼亡诗》以后，“悼亡”就成了悼念亡妻的专称，因而有的论者认为悼亡诗始于潘岳。然而我们纵观悼古诗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第一，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悼亡诗，其中有一首《唐风·葛生》就是一女子哀悼亡夫之作。第二，我认为在封建“男权主义”时代，妇女处处受到歧视，历代文人的目光一般只对准了男人的作品，而忽视了妇女的悼亡诗，这其实是“男权主义”在文学中…     

原始艺术形态的解体与周代诗歌的独立

《诗经》时代,诗、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篇,皆可弦歌,甚至形之于舞。于是有的论者认为,周代包括《诗经》在内的诗歌,都是属于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原始艺术性质的作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所谓原始艺术,是指人类艺术活动起源时期的艺术。其最重要的特征,正如中外艺术史家们所一致认为的那样,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吴越春秋》所记载的相传为黄帝时的《弹歌》,是公认的     

译诗贵在传神达意－中诗英译赏析

本文通过对两首英译中诗的赏析,浅析了译诗的艺术,指出译诗贵在传神达意.     

海洋文化精神的诗性表达:京族史诗研究

京族史诗呈现了京族含蓄包容与刚健雄浑并举的海洋文化精神,是京族历史、民族精神、社会文化生活百态以及京族人思考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百科全书,体现出艺术工具论、艺术本体论、艺术形式论的多重属性.而从其精神内涵、形成方式、艺术形式看来,人生如诗、生活如诗、民族如诗是京族史诗潜在的核心命题,此种生命存在形态、艺术创作形式和人文精神,不仅是民族文化瑰宝,而且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完善和补充,亦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借鉴与给养.     

中国古代诗画融合的生成机理与表现形式

绘画与诗歌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门类,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中却日益呈现出了融合的趋势。其诗画融合的生成机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虚实相生：诗与画的相似相容;二是艺术语言的不同：诗与画的相异相吸;三是儒道互补：＂天人合一＂的审美观。诗画融合的艺术形式则表现为诗意画（以诗为画）、题画诗（以画为诗）、诗画合一（诗画一体）和图像诗等四类。古代画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中国当代画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西方诗本体论探微

一、概述:殊途同归在中外诗学史上,对抒情文体诗的探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诗作为最高的语言艺术和人类语言智能的典型范例,被中外文艺理论家、艺术史家以及诗人当作一门既普遍又特殊的艺术进行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历史大都是关于诗的理论史,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论述到诗.中国是诗的国度,一切艺术都在无形     

林则徐与王鼎的知交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这是林则徐在伊犁戍边期间,闻悉故相王鼎在京"尸谏"的噩耗后所作的哀悼诗.它表达了林则徐对知遇恩相之死寄予无比悲痛的真挚感情,也是他和王鼎深厚交谊的真实写照.一道光朝是清代康乾盛世已化为烟云,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加深,清帝国由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