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虚无——现代性视域下“身体”的启蒙与恶

现代主体意识的张扬,令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相继兴起。＂身体＂范畴是审美现代性的根基,自浪漫主义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重视,不仅影响了艺术精神、个体在世态度及价值伦理的抉择与建构,更构建了强大的＂审美乌托邦＂,最终导致普遍庸俗的审美主义和无边蔓延的虚无主义精神。因此,梳理与反省现代思想史中＂身体＂范畴的蕴义与嬗变,揭示它在现代个体生活中独特的＂启蒙＂意义,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性的实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纷争与危机。     

文学形象的全息性

文学形象不是直接诉诸人的感觉的直观物化形象,而是通过语言间接地诉诸人的审美想象的心理形象,这使得文学形象超越了具体感觉方式的规定和限制,成为可以综合表现各种不同感觉信息、呈现多种感觉效果的全息性艺术形象.全息形象是文学形象区别于其他艺术形象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学形象独特的审美艺术价值和意义的典型体现.文学形象全息性概念的提出,对于进一步理解把握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拓展文学形象创造的艺术空间具有积极的认识作用.     

从比较视角看艺术本质审美价值理性

艺术本质的审美价值理性在于其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审美反映和艺术符号性创造,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伦理道德相比较,艺术具有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艺术对象包括整个宇宙、人生,自然科学在科幻艺术创作中经常以审美的方式得到某个侧面的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亦普遍地为艺术家所注目;伦理道德的表征也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伴而行的;艺术产品作为物质构成物,表现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语言符号体系。审美价值理性是艺术对象的本质属性,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其他价值属性,须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理性,或者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     

论明清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莽汉形象

明清小说中的莽汉形象因其独特的性格、在情节结构艺术中的重要作用和喜剧效果及其与首领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民间文化对正统文化的颠覆 ,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反映了作者人格世界的分裂 ,同时也是明清社会各种思想矛盾的折光。     

对生命圆融境界的追求——对《封锁》“圆型结构”的阐释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和谐＂既是事物本该具有的状态,又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最终目标和结果,求＂圆＂就是＂和谐＂这个审美文艺理论的一个表现。张爱玲《封锁》具有＂圆型＂构思,体现了作者对＂身心平衡＂这种生命圆融境界的追求。本文从整体性、对比性、运动性思维三个方面探析了《封锁》的圆型构思特征,苍凉的意味使圆型结构本身显得饱满、丰富,充满艺术感染力,从而揭示出小说所蕴含的独特内涵和现实意义。     

身堕风尘,志悬霄汉:《六十种曲》妓女形象特质析论

唐以前古代文学中对妓女形象的刻画呈现出多种样貌,分析《六十种曲》中的妓女形象,发现作者一般以闺阁规范对妓女来塑造和描写,她们表现出身堕风尘、志悬霄汉的独特性格特征。从戏曲理论、社会观念和审美取向三个角度研究发现,这种相对一致性的刻画是由明代戏曲理论情与理的调和、社会贞节观念的强化及传奇创作尚"奇"的审美取向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五四”新文学的主体意识与自我价值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变革中寻求自我发展的源动力,并反过来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对这一变革加以审美的表现。面对＂五四＂运动的＂改弦更张＂,中国新文学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感召下,＂五四＂新文学高扬主体意识和自我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我形象的塑造,着力表现自我价值的体认和主体精神的探寻,这种努力使＂五四＂转型期的新文学适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从而掀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一页。     

论冯友兰《新原人》的“自由”观

在《新原人》中,冯友兰用西方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深入地分析和阐发了＂觉解＂,将人生＂自由＂的实现,建立在理性的＂觉解＂基础之上。同时,冯友兰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因之提出的人生境界说,对人生＂自由＂的实现、＂自由＂的认知和＂自由＂的规范进行了新的诠释。冯友兰的＂自由＂,是道德认知之后,对道德的超越,是超越的道德。这种＂自由＂,是不受限制,是超越限制,是精神的＂自由＂。     

“癫狂”形象的心理特征与审美内涵初探

“癫狂”形象的心理特征与审美内涵初探何峰“癫狂”形象在中外文学殿堂中历来占有引人注目的一席。不少著名的艺术典型不是带有某种“癫狂”色彩，就是患有典型的“癫狂症”。这些“癫狂”形象为什么会产生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心理特征与审美内涵是什么？生活中的“癫狂...     

中国文学中精灵形象的演变与发展

本文梳理了中国文学中精灵形象演变与发展的轨迹 ,认为精灵形象从先秦至唐历宋元到明清达到高潮 ,主要趋势是精灵形象种类由少到多 ,能耐由小到大 ,变形方式由简单到复杂 ,主要精灵形象的人性不断增加 ,社会意义愈益丰富。作家以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 ,描绘出个性各异、富有灵气、趣味盎然的精灵形象 ,为我国文学艺术画廊增添了瑰奇的色彩。中国文学中精灵形象之所以如此繁荣 ,主要是由于有中国精怪文化及佛道二教作为底蕴 ,同时与爱好幻想、认为万物有灵的民族心理以及作家有意追求奇幻的创作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精灵形象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艺术功能和教育作用。     

混沌光明——石涛画论中“絪缊”的美学思想

在中国画艺术理论中,石涛的画论具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他倡导的中国画艺术的美学精神即强调画家主体的心性表达,抒写画家自然美感情趣。这在中国画艺术表现里体现为水墨结合、水墨相融、水墨一体所产生的艺术丰富表现力,它是艺术家追求艺术审美理想的结果,这一结果就包括有"絪缊"之美的内涵。"絪缊"是画家把对宇宙自然的审美感悟抽象化为理性思维观念,并使其形象化、视觉化所创造出的具有混沌苍茫的意象之美,它对中国画艺术审美创作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形象概念

随着形象在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扩张,形象概念由一个诗学范畴进入到社会学、审美文化学领域,成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与审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审美文化形象实质上是一个消费符号.这个符号的所指被无限地延宕,只有空洞的能指在游戏;它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表征,不再是人们有限的实际生活空间向无限审美空间的拓展,而是直接替代了人们的实际生活空间.这种形象只能瞬间震撼接受者的感官,使接受主体丧失现实感,失去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成为权力控制与奴役的对象.     

风俗文化背景下《史记》中的父母形象

《史记》中的父母形象虽然不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但却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很深的文化意义和很高的审美价值。从总体上说,《史记》中的父母主要以三种面目出现在作者笔端,即预言家、权威者和偏心之人。从性格成因看。其形象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的风俗文化背景以及作者的风俗文化意识有着密切关联。从文学表现看,其言论、意志、态度、行动等产生了很强的艺术审美效果和文本结构效应。     

理性的批判与情感的眷恋--重读老舍小说《四世同堂》

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在抗日战争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小说独特的文化视角一方面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效果,同时又带来了一定的艺术局限.     

视觉思维中的意象及其功能--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理论解读

美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视觉思维>中用视觉思维活动中的意象在知觉与思维之间重建了一座桥梁,弥补了感性与理性、感知与思维、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裂缝.视觉思维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思维.对这种创造性思维的有效把握和合理应用,无论对当代创造心理学的研究还是对当代艺术审美教育的发展,都将是一个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对我国艺术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猪八戒形象的文化意蕴及理性思索

中国有着丰富而多彩的猪文化历史,<西游记>中猪八戒是作为现实的化身而存在的,在取经故事中代表了人民生活较现实的一面,使这部神话小说增添了许多人情味.从对猪八戒这个人物精雕细刻的传神之笔中,我们可以探寻包孕着猪八戒形象的独特的文化意蕴,阐析猪八戒形象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进而引发出对这一形象的理性思索.     

侠客形象的终结——韦小宝

韦小宝作为金庸先生封笔之作的主人公,历来受到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他不符合侠的形象,有人干脆把他当做是＂反侠＂的代表。实际上,韦小宝这一人物特征的独特性,在于他代表着金庸对＂侠客＂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使得＂侠客＂话语终结。     

试论丁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系列的艺术个性

丁玲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塑造女性形象成绩斐然的作家之一。她以一系列多姿多彩、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鲜明而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提出了许多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显示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才华与个性。本文试图对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系列的艺术个性作些探讨。     

探析莎剧中的“医者”形象与莎士比亚的思想流变

由于医生职业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作家的思想演变,同一作家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变迁。在此拟对莎翁早期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期悲剧《麦克白》以及后期传奇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等几部作品中的"医者"形象进行分析,重点关照戏剧创作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指出莎剧中的"医者"形象是莎士比亚精心设置的一类人物,承载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意识,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体现了莎翁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     

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因——以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例

王朔的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入人心,并且在当时成为一种＂王朔现象＂,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原因。王朔对传统知识分子光辉形象的颠覆与反叛所引起的争议足以供人们津津乐道一段时间,在吸引普通读者眼球的同时足以让另一些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玩味。然而,王朔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颠覆有着既定的因素。其中既不乏自身独特的经历,又有时代的烙印,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