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艺舟双楫》的非艺术精神

《广艺舟双楫》是晚清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后寄情金石的 产物。著作中洋溢着变革求新的政治理想，充满了尊魏卑唐的叛逆精神。作者倾注在著作 中的这些非艺术精神不仅没有损害其艺术价值，反而起到了震聋发聩、摧枯拉朽的作用。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科学发展观的主体价值导向

党的十七大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执政思路,即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由此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性出发,探讨科学发展观,可以发现,科学发展观所讲的＂以人为本＂,是把人民群众作为主体来看待的,体现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一根本的主体价值原则。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处处体现着主体性的价值导向,是真理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论曹氏父子乐府观之形成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氏三父子之乐府诗,是乐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父子三人的乐府观,因各自经历的不同而各异。曹操的乐府观,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权而雅好＂四品乐＂,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以魏国的＂四品乐＂替代东汉的＂四品乐＂,为曹丕乐府观的核心之所在。由于＂立嫡之争＂的失败,远＂魏曲＂而近＂杂曲＂,则成为曹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胡风”影响下的唐代审美文化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唐王朝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同很多国家建立了交往关系。在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胡风＂对唐代的审美影响最为显著。鉴于这方面几无专门论述,撰此文以抛砖引玉。     

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

米芾是宋代名书画家,与苏轼等并称宋四大家。罗绍文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撰文对米芾是否是西域人后裔的问题,作了详细考证后认定,米芾的上三至四世祖从西域移往中原地区,是西域人后裔。理由如下:(1)唐中叶以前没有米姓。米姓是北魏时出现的西域米国人,以国为姓。西域有米国记载,最早见于《魏书》。(2)明周嘉曾撰《香乘》云,米芾临死之前,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     

中国改革与“总体性”的辩证法——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总体性”思想比较

思想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上个世纪8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所形成的＂视界融合＂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动力。＂总体性＂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思想的方法论特色：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出发,以之统摄万象,含纳无极,其意旨在＂精神＂;马克思使思辨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通过精神和市民社会的勾连而形成唯物史观的＂总体性＂,其特质在＂交往＂;而卢卡奇则通过黑格尔激活马克思,从而复活了辩证法的能动＂主体性＂,其意蕴在＂行动＂。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卢卡奇的＂总体性＂的思维方法,呈现出由＂精神＂而＂交往＂直到＂行动＂的辩证路向,而对这种路向进行比较的最大意义就是能再次为当前处于多元精神冲突中的改革困局提供思想上的点燃作用。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提出及其本质内涵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范畴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从黑格尔主义的＂抽象人＂转向费尔巴哈的＂生物人＂,进而转变为从事生产、生活实践的＂现实人＂,再发展到阶级逻辑中的＂具体人＂,最终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现实化、历史化历程。在这一探索历程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内涵实现了多维的革命性规定,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真正的哲学革命。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国人颇热衷于区分东西方文化之不同,而东西方文化也确实有不少差异。比如东方,当然这里说的东方主要是指中国,崇尚＂性本善＂,并由对人性善的认知形成一种耻感文化;而西方却崇尚＂原罪说＂,并由对人性恶的认知形成一种罪感文化。这两种文化就其本源来讲,也许不相伯仲各有千秋,但从其传承、演变和发展来看,就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了。     

走近“洗刷刷”

一、洗涤剂为什么去污——从表面活性剂开始 人们往往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而把两者之间的称为＂两面派＂。在自然界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于喜欢和水混在一起的分子,我们叫它＂亲水分子＂,比如普通玻璃表面上的分子;相反,对于与水分子不共戴天,喜欢和油混在一起的那些,称为＂疏水分子＂,比如,     

康有为、谭嗣同的经典观与国学观

在近代哲学家中,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最为相近。两人的国学研究都以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为基础,对孔子的推崇也最为契合。无论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研究还是国学理念的建构,都在两人对国学经典的解读中得以贯彻,并且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康有为、谭嗣同的国学观与经典观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对国学经典的个案解读既构成了其经典观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其国学观的一部分。通过比较,既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谭嗣同解读国学经典的不同心态,又可以深刻领悟两人国学理念的不同意趣。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天参”试解

张载的＂天参＂概念,说的是宇宙和万物的本性。这个＂参＂,既是一种参杂和合的作用,也是一个鼎立而三的数目,还可以用一个文字图象极两两来表示。这是由＂一物两体＂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事实所形成的。他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一＂和＂两＂,不仅有常识所谓一分为二、二合为一的关系,更以其神、化而存在着彼此相待、相得益彰的关系     

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析建设“两型社会”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高消耗、高污染等问题,建设＂两型社会＂势在必行。当今社会正处于信息化时代,在经济领域,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会计信息占了经济信息的70%,因此会计信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不容忽视。文章首先概述建设＂两型社会＂的内涵,其次讨论会计信息质量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关系,最后从信息资源的角度讨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对建设＂两型社会＂的作用,以及如何实现信息资源的＂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恩格斯的“真正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恩格斯创见

本文通过分析《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之创见＂真正人的道德＂,主要批判了杜林在＂道德与法＂问题上所宣扬的＂抽象永恒道德论＂,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基本观点。     

论《大学》中的人格境界——以《大学》“三纲”、“八目”为准绳

以《大学》＂三纲＂、＂八目＂为标准,可以发现《大学》所提及的小人、民、人、君子、贤人、仁人和圣人等属于逐步提升的人格境界。小人、民达不到＂三纲＂的标准,民是＂明德＂＂萌而未发＂之人;人是有主体意识的,＂明德＂已发而未发,可能处在＂格致正诚＂的阶段之中,但是还达不到＂修身＂境地之人;君子能＂明明德＂、＂亲民＂,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贤人有德有才,能够＂治国＂,且能坚守与实践仁德,但达不到＂止于至善＂而＂平天下＂的理想境地;仁人、圣人属于完美的理想人格境界,尤其是圣人,能＂止于至善＂而＂平天下＂。     

“变态的中国”——读张贤亮顾城鲁迅联想到“文革”

（一）＂变态的中国＂这题目,是从鲁迅著作中抄来的（详后）。人们知道鲁迅在《彷徨》的《伤逝》里提到＂无爱的人间＂,他演讲过＂无声的中国＂,但似乎没有人注意他还批判过＂变态的中国＂。而新时期以来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写到了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变态。     

黄宗羲的“天”之辨

在考察黄宗羲关于＂天＂的概念时,我们会发现他提到了两种＂天＂的概念：一是他认为＂天＂即＂气＂,是万物的始源;一是他认为＂天＂即＂理＂,是万物的主宰。这两种概念是不冲突的,毋宁说是互补的。无论是＂气＂之天还是＂理＂之天,终归是一天。＂理＂之天不过是＂气＂之天的一项重要功能的体现。而这就展示了东方哲学的独特逻辑,即部分与整体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智德·智能·才性四本——汉魏之际从重智德到尚智能的演变及影响

从孔孟到董仲舒所论的＂智＂,都属于道德论范畴,即智德,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品质。受其影响,东汉名士重智德,以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诠释＂智＂,其特征是：孝亲忠君;行＂仁义＂,明是非;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知人、举贤,识善,荐善。汉魏之际,士人以智谋和才能定义＂智＂,由重智德转向尚智能,其特征是：智为德之帅;激赏＂识度＂;摒天命,骋智力。这一转向导致作为魏晋玄学主题之一的＂才性四本＂成为热议。才性四本论不仅有重大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而且开启了魏晋时期人文思潮中对人自身才能、价值的认识和把握的思想解放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