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的“两城观”——以《上帝之城》为中心

奥古斯丁在其传世著作《上帝之城》中提出了"两城"的概念,即"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解,"上帝之城"是由上帝为王,由天使和圣徒所组成的天上之城。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徒只是暂时寄居在"世俗之城"中,只有"上帝之城"才是他们永恒的居所。奥古斯丁的"两城"观念在基督教神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在有关基督徒身份认同这一方面,给予后人很大的诠释空间。     

沈阳“鸡架之城”城市形象符号策略研究

基于新时期沈阳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的需要,“鸡架之城”这一新的传播符号在城市精神的概括和弘扬、借力消费主义文化的势能、具备较强话题性和商业变现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有望助推沈阳城市品牌形象传播翻开全新一页。     

佛山打造“世界功夫之城”对策研究

佛山是我国南派武术的发祥地,深入分析佛山武术发展存在的问题,探索打造"世界功夫之城"的有效对策对佛山城市文化品位提升意义重大。本文提炼总结了当前佛山武术发展存在的三个关键问题,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对策,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机构建设、明确佛山武术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佛山武术培训市场,打造武术文化特色品牌、以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事业发展,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创新武术产业发展模式等内容。     

统筹规划，推进大庆百湖之城建设

当前，大庆市百湖之城建设正面临小湖泊自然干枯消失、湿地面积逐年减小的矛盾，百湖之城建设存在水源补给困难、水体不能有效置换、湿地富营养化程度严重、地袁水质持续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科学规划实施大庆百湖之城建设系统工程。笔者提出要把解决天然湖泊和扎龙及龙凤两大湿地补水，实现连接东西两大城区整个水系的水体自然循环置换作为实施百湖工程建设的技术关键。同时提出加快水源地建设，加强水污染治理，慎重发展温泉洗浴业，努力构建节水型社会等一系列具体对策和措施。     

信仰的传说——关于《神仙传》的“神圣”与“世俗”

在《神圣与世俗》中,伊利亚德认为,神圣作为宗教的本质,通过显圣物而到场,显圣物既是神圣,又是世俗的。神圣如何显现,体现了它与世俗之间关系的张弛。神话对神圣开端的显现,显示出了神圣与世俗最初的水乳交融。而《神仙传》作为道教史上第一部以信仰为奠基的神仙传记,在它那里,随着人性中神性的开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交织显得若即若离。世俗地位的上扬,极大地影响了神仙在《神仙传》中,神仙如何绽放出自身来达到对神圣的显现——人对生的追求以及伴随生而来的力的诉求上。神仙通过对生命长久的持守而召唤神圣的降临,更加浓墨了神圣的二重性。     

行走在“孔子之城”——近代来华西人的曲阜书写及对孔庙“神圣空间”的认知和解读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故里曲阜一直被视为“圣地”,近代以降亦受到来华西人的极大关注。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越来越多西人来到中国内地传教,开启前往曲阜的“朝圣”之旅。在此过程中,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宗教背景去看待和解读所见所闻,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他者视角。尤其围绕祀孔之地孔庙,他们大多记录了对这一中国式“神圣空间”的描述和感悟。行走在“孔子之城”的来华西人,近距离观察曲阜,深层次解析孔庙,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时西方社会对圣地曲阜及孔子的认识。这些旅行纪闻,既引发了西人对孔子的尊崇感,也促使其反思孔子和儒学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为我们多方位认知孔子提供了丰富视角。     

加强文化建设 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

四会以＂历史名城、岭南山水、现代都市＂为定位,致力于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四会创建岭南文化优雅之城是根据四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四会所处的区域位置和未来四会城市规划而提出来的。因此,本文着重从城市环境、市民素质、经济文化产业方面探讨如何打造＂岭南文化优雅之城＂。     

基于语料库的《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词汇特点初探

借助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Smith,对比分析了由《暮光之城》系列小说组成的自建语料库与BROWN文学语料库BROWN（K-R）。通过对比两库中词长、词汇密度、词频等层面的特征,试图阐释《暮光之城》系列小说的词汇特征。     

都市女性的情爱尴尬──浅论《无雨之城》的人物内涵及结构艺术

铁凝的《无雨之城》通过对陶又佳、丘晔、葛佩云等人物情爱世界的剖析，深刻地揭示出现代女性在婚姻爱情方面存在的悲剧。在结构方面，作者巧设开头和结尾，从而使作品的布局新颖别致，令人回味无穷。     

从《玻璃之城》看《纽约三部曲》对侦探小说的颠覆

保罗·奥斯特的<纽约三部曲>被誉为反侦探小说的扛鼎之作.它借用侦探小说的外形,却又从本质上将其颠覆.本文以三部曲的第一部<玻璃之城>为例,援引霍尔奎斯特和坦尼的有关反侦探小说的理论,说明作品如何将侦探小说的三大"零部件"--立为颠覆的靶标,从而超越侦探小说这一文类.     

“越界”的文学批评——T·S·艾略特文学批评的界限问题研究

作为现代派诗歌之父的T·S·艾略特,其诗歌、文论广博恢弘、驳杂斑斓。事实上,只要有助于创作的,不管是文学,还是哲学、宗教甚至科学,艾略特擅长统统将它们吸纳、消化再创造。基于其1946年所发表的《文学批评的界限》一文,本文试图从理论的层面对艾略特文学批评界限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其所持的其实是一种"解疆化域"、"会通群科"式的文学批评。     

象征、写实与宗教色彩的神秘混合体——论T．S．艾略特诗歌中的“荒原”世界和先锋精神

T．S．艾略特被西方诗坛称为“现代主义的缪斯”,他对浪漫派和后期象征派诗歌的表现力的突破,使现代诗歌增强了丰富的表现力,拓展了诗歌表达的空间,同时也给现代诗歌带来了引经据典和晦涩难懂的后遗症。分析诗人笔下的“非英雄形象”、神话色彩、宗教氛围以及时代和诗人内心形成的荒原世界,对破解艾略特诗歌意象中的复杂成分和独特的先锋创造精神才会有深入的了解。     

试论玄学派对艾略特早期诗歌的影响

艾略特是20世纪英国的著名诗人、剧作家、批评家,也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他因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而获得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正如授奖辞中所说,“要真正了解艾略特,总是会遇到需要解决的难题,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但这样做有时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审视艾略特的诗歌及诗评中,看到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对艾略特早期诗歌的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人们对艾略特诗歌的解读。正像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所说的那样,在成熟的诗人身上,过去的诗歌是他的个性的一部分。艾略特诗歌的成就是传统诗歌成就…     

英国玄学派诗歌的创新性

英国玄学诗是学问诗,与传统诗歌相比,它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它不为求一统的韵律而囿于传统,口语化的语言使得非戏剧诗歌富于戏剧性,惊人的意象制造出一种新颖的和谐,世俗与神圣在爱情主题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书写图景

从＂世纪初诗歌＂的构造出发研讨此一概念的生成及其书写图景,可以发现,＂世纪初诗歌＂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又与其现实生存空间密切相关。无论是它所具有的＂历史逻辑＂、＂代际划分＂还是＂反思＂与＂标准＂确立包括底层写作参与所实现的＂再造想象＂及诗歌的地理场域,都决定了＂世纪初诗歌＂的独特性、稳定性以及一种开放的历史状态。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俗情钟女性,散曲新天地——元西域色目人兰楚芳的散曲创作

兰楚芳不是雄壮超迈的＂江西元帅＂,而是元末明初一位流连于歌楼酒肆、钟情于多样女性的中下层文士;他以俗情、俗美描绘女性生活,把古代诗歌园地女性题材展示世俗风韵、追逐世俗情趣推展到极致。     

政治腐败与传媒: “回扣之城”事件

政治腐败与传媒：“回扣之城”事件皮尔·保罗·吉廖利１９９２年２月，意大利米兰市察觉一桩小小的腐败案件，引发一系列广泛的司法调查，终而导致统治意大利四十多年的政府垮台。本文探讨了传媒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新闻传媒的商业化，使之较能独立于政治机关之外，乃是报纸和电视对这些事件广泛报道的主要原因。它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这个“回扣之城”，认为它是公共生活中道德极端败坏的病症，威胁着民主政治的根本价值，而不仅是政治生活中的寻常小事。报纸和电视的新闻报道出以这样的观点，在促使意大利原政府丧失合法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司法部门经过调查之后首次开庭审讯这一腐败大案，这时，电视台的现场直播把审讯变成了使有关政客当众出丑的一种仪式，从而决定了当时的政府的命运，把一整个统治精英集团逐出了政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