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宗族与墟市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具有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的功能 ,其深深地介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与支配作用。宗族通过对农村墟市的控制 ,达到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 ,并在地方文化创造及有关活动中发挥着影响。通过对宗族与墟市关系的探讨 ,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宗族、文化与国家权力——基于云南省一个彝族村落的研究

弗里德曼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提出的宗族范式长期以来成为学界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范式之一,在这一范式的基础上,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以解释乡村及其与国家关系中的复杂关系。本文在延续这一研究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华南和华北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经验借鉴到云南的彝族社会,最后的结论指出,在当下乡村社会的研究中,除了考虑既有以宗族为基础的权力文化网络框架之外,情境性变化这一维度的加入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乡村社会中复杂关系的真正意涵。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     

乡村人类学视野中的《九族与乡土》——访青岛大学杜靖博士

九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在当今汉人社会也很普及的一套文化制度和亲属制度。在实践中,它一方面是一个有明确世系范围的小规模宗族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实践为包含诸多姻亲单位在内的亲族体系,但不论哪种它都是亲属制度下的一个类别。可以说,九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架构。但长期以来,却为中外经验中国研究所忽略,仅仅停留在文献意义上理解。杜靖耗费十余年时间详尽考察了该制度在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实践情况,撰写了《九族与乡土》一书,提出了"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等理论模型,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富有弹性的实践情况。这一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改变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宗族或宗法社会的看法,同时也超越了国际上长期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亲属制度研究格局,达到了世界人类学研究水准,推进了国际人类学有关亲属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     

民主的普世性与民族性--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看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

民族认同首先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同时也属于政治的范畴。民族认同的政治表达有多种形式,主权国家、国籍、国语等只是民族认同之政治表达的外壳,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民主才是其核心。民族的多样性决定了实现民主的形式也具有多样性,这就是民主的民族性,只有民族性的民主才是民族认同可接受性的政治表达。独联体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国藉“民主化改造”之名用美国的种族政治手段推行的一种“新帝国范式”。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从古诗十九首女性形象看汉代女性社会地位

汉代是一个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盛世,它与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然而在这个时代却鸣奏出了女性地位渐渐低落谷底的哀歌序曲.本文基于古诗十九首女性形象,具体分析了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状况.     

武陵山区古代少数民族社会治理与结构变迁——以老司城遗址为中心的分析

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社会的一种职官体制,是从羁縻制度转化而来,这一转化不仅是政治一体化逐渐强化和内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区域社会结构过程。本文以土家族地区老司城遗址为中心,从身份等级、宗族以及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变化来分析这一变迁脉络:一方面,"国家"采取多种治策如朝贡、册封和军事征调等不断加强对民族区域社会的控制;另一方面,民族区域社会在与中央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则建构起自身"地方"自治的权利架构和统治秩序。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模式和要素都受"国家"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区域社会"地方"对"国家"的认同不断加强,民族区域社会的内在体系建构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它们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全球化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带来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否定;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二者都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所引发的必然的社会结果,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还存在,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民族-国家都不会消亡。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①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一、民族产生的根源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     

“本土”之辨

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主张已经有时日,成果和效果似乎总不尽如人意.何故？笔者认为:1,“本土”的知识谱系没有完整梳理,近代以降,在西方“文化霸权”之下甚至自我毁损;2,步西式人类学之后尘而未对其进行自主性的质疑;3,以“文化自觉”主人翁心态、姿态进行创新实验和实践的成果少.本文针对这些问题略备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指教.     

民族志的“真实性”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人类学展开了对传统民族志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原则的反思和批评,探讨人类学是否科学,是否承认民族志在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的"主观性"和"解释性".针对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本文集中从历史记忆、民族志范式、民族志修辞、民间戏剧、舞台表演、影视作品、仪式等方面对"真实性"问题进行研讨.     

从洁净到卫生: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嬗变

通过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学校对学生的教化作用,及田野调查的资料论述西藏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转变,以及"洁净"和"卫生"观念在藏族农村社会的整合,认为从"洁净"到"卫生"的转变过程折射出西藏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轨迹.     

灾难中的"国族"与"族群"

通过5·12汶川大地震救援进程的推进案例,分析了国族与族群在具体情境下的转换规则,并探求其中的文化蕴含.     

创新视野中的"温故"与"知新"探析

"温故而知新",从方法论的角度去认识,把"温故"作为过程意义去理解,"知新"作为盘升飞跃的意义去认识;"温故"是方法,"知新"是目的.任何新知和创新都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由研究已知的基础上,去探讨未知所得来的.是传承的结果.     

在种族与国族之间: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政策

本文在总结新加坡种族格局的形成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国的偶然独立造成的国族认同困境和新加坡政府40年来处理种族问题的主要政策,涉及住房、语言、教育、国防等方面。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