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彭氏土官长期存在的原因简析

自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年),楚王马殷任命彭瑊为溪州刺使,至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止,彭氏土官统治在湘西地区沿袭了800多年之久。本文通过中国古代中央王朝的"羁縻之术"和彭氏土官的军事实力以及彭氏土官灵活务实的策略梳理,分析了彭氏土官在湘西地区能够实现长期统治的主要原因。     

明代西宁李氏家族补阙

西宁李氏家族是河湟地区的一大望族,有明一代,李氏家族涌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依据新近查阅到的《李公同室太夫人郭氏墓表》,结合现有的李氏碑铭资料,以及《明实录》、《锦衣卫选薄》等史料中有关李氏家族成员的记载,对目前学界有争议的李文籍贯及族属、李南哥初授武职及李氏后裔袭职等问题进行辨误和补遗.     

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旗制组织及其旗官制度特征

本文对隶属于内属蒙古总管旗体制的清代呼伦贝尔地方的翼组织及其总管官员、旗组织及其副总管官员、苏木组织及其佐领、骁骑校、护军校等官员以及旗官制度特征分别进行了着重探讨,希望能够从细部来推动清代蒙古社会的总管旗体制的相关研究。     

<土官底薄>所载明代云南回回土官释析

<四库全书>之<土官底薄>载录有明代云南回回土官7家,为研究明代回回人居留云南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认真剖析这些材料.可以探寻元明时期回回人在云南活动的轨迹.     

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土归流问题

广西土官制度的存在是与改土归流共始终的,而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又最引人们的注意。本文仅谈明代的改土归流问题。明朝除在桂西土官传统统治区继续推行土官制度外,还在桂东非土官传统统治区设设置了许多土巡检或副土巡检亦属土官之列,但这类土官的设置或革废的情况比较复杂,故这类土官的革废,本文亦不涉及。明代广西土官制度的改流自明初就开始了,直至明后期都断断续续的推行,改流的地方也不是很少。洪武初首先被改流的是钦州七峒长官司;不久,太平府也被改流。     

群在时空之间:论明代土司的民族族系分布特点

本文在土司族属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明代土司的族属分布、群分布、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做出了基本分析,揭示了民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以及多元性、多样性特点.文章认为在明帝国辽阔版图内有26个少数民族存在着土司,而且形成四大土司集群,各民族土司内部存在数量不等的土司类型,不同类型之间不断发生转化.对土司的民族族系进行断代清理,可以强化土司学的跨民族文化研究的功能,有效地实现土司学和民族史学科的对接与转换.     

碑文所见明代在甘青地区弘扬藏传佛教的客观条件

明朝建立之初,即在甘青地区大力扶持藏传佛教,通过广建寺院、颁行诏谕等措施安定僧俗民众,基本实现了西北边疆社会的稳定。明朝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这里顺利传播,究其终极原因,是在明朝建立之前本地区就已经具备了民族融合的良好氛围、和睦相处成为深得人心的理念等客观条件。     

清代八旗官学教育制度探究

清王朝为巩固统治,培养民族人才,从顺治年间开始建立了八旗官学。八旗官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完整的教育制度,其在学生的选拔、录取之后的课程设置、学业考核、日常在校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细致而全面的规定。同时,八旗官学生的教育制度也给当前的民族教育一些有益的启示:如促进教育公平,在录取过程中可以采取区域推选与统一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完善课程设置,注重全面性和针对性的统一,利用文化认同巩固民族团结;明确民族教育的指向,保持民族特色,服务于民族地区发展。     

北宋西北地区蕃官官号考

北宋时期在西北蕃部地区酋其首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蕃官队伍。蕃官官号与北宋汉官相同,但其职责、职权范围以及品位等与汉官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具有明显的民族、区域特点。西北蕃官是北宋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宋夏关系的产物,这些都可以从蕃官官号的考证中找到依据。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明清契约文书研究

甘肃岷县大崇教寺收藏的明清契约文书共有32件,对当时岷州地区的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均有所反映.本文选择其中5件代表性的文书进行分析,研究大崇教寺文书形成的原因、契约形式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等情况.契约文书原件基本保存完整,真实具体地记录了大崇教寺明代以来寺院经济及其它方面的活动,颇具地区特点.通过对其整理、考证及相关研究,恢复契约文书所反映的时代面貌,勾勒出明清大崇教寺寺院经济的基本发展状况,探寻其内在的规律.     

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

文章认为明清统治者根据藏区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社会现实情况,以土流参治作为藏区土司政治体制构成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模式之一,构建了藏区土司地区的一种集权统治网络,并以此研究了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土流参治的行政建制、土司和地方各级流官的关系、土流参治的特点及其政治功能,认为藏区土司地区的行政建制以都司卫所制为主,府州县制为辅。明代土流参治,总体而言,土司由于势力较大,独立性相对较强,除了甘青藏区土司基本上受流官节制外,西南藏区土司则流官不能节制,流官形同虚设,甚至有的流官逗留省城,不敢赴任;清朝大多派往土司地区的流官不仅有职,而且有权,土司要受流官节制。     

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及其影响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对中国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在青海土族地区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本文就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的渊源、特点、当地土司的概况及其影响进行论述。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清代乡约制度在甘肃循化厅的推行

甘肃循化厅乡约设置始于清朝平定青海蒙古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随即以“口内各族”向“口外各族”推广.其间,乡约制度的推广借助于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形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根据地方社会的特点设立了寺约、集约等多种形式.但其推广的不彻底性与不完整性,则使这一响应国家政权建设而向下层社会渗透的半政权化组织,并未能有效地辅助国家权力在区域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描述了人口迁移活动的历史过程,较详细考证了移民的来源、迁入区以及移民的方式等相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青海移民史的空白,对全面了解明代河湟地区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科举制度述略

清朝在西南设有土司的省分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同时给予了政策上的优惠.表现在:童试中,对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给予特殊照顾,并保证他们的入学名额不被挤占.乡试中,给予土司应试资格,并从“鼓舞宜亟”的宗旨出发,分配云南、贵州、广西等“小省”的乡试中额,为改土归流后的某些地区专门设有录取名额.会试,则采取分省取士的方式,确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每科都有录取的进士,达到“广收人才”的目的.清政府的这一做法,对发展土司地区的教育,进而促进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本文认为,元明之际的青海高原,经过了长时期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过程,形成了以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和撒拉族等为主的6个世居民族之分布格局.明王朝针对这种民族格局,采取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使青海多民族格局定型化.青海高原局部地区长达千百年的民族发展与融合过程,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典型例证之一.     

试论元明之际西域、甘肃伊斯兰教的发展

元明之际,受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影响,西域、甘肃的伊斯兰教有了很大发展,是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由西向东逐渐传播,且受元明两朝统治者对该教态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