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制到共和:青海湖祭祀历史变迁的政治内涵

祭祀青海湖被纳入国家祭祀的千多年间多次发生变化,在清代和民国年间变迁较为突出.雍正初年改遥祭为近祭,祭祀时间和地点逐渐固定,清中期蒙藏各族参与到祭海、会盟中,晚清时还出现近祭和遥祭交替、并举的情况.从帝制到共和的鼎革之际,地方势力延续了祭海、会盟,在具体仪式上也变得更加符合现代国家的特点.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仪式变迁的内容更加丰富,并体现出不同时段的现实要求.可见,祭海会盟仪式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政治权力的务实性,且这种务实性在帝制与共和两个不同时代有着各自的特点.同时,仪式在不同时期变得更加符合不同性质的国家的现实环境和政权的自身诉求.     

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会盟的召集人及地点

本文探讨了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两部会盟的召集人、地点和目的等问题,指出,<1640年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的序文、<咱雅班第达传>和清代档案史籍提供的信息证明,喀尔喀部扎萨克图汗召集了这次会盟,会盟是在其领地内举行的,主要目的是抵御来自清的军事威胁.     

论和硕特汗廷在青海的统治体制

青海是和硕特汗廷的根基之地。和硕特人从1637年到1723年统治青海八十六载。和硕特对青海的统治,是在青海和硕特贵族游收封地的基础上,通过和硕特封建社会制度和行政管理体系来实现的。以游牧封地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以会盟制度为基本特点的行政管理体系是青海和硕特封建主统治体制的两个方面,而且后者是前者的直接产物和有效的补充。和硕特封     

《藏传佛教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评介

<正>青海民族大学星全成、陈柏萍撰写的《藏传佛教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一书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藏传佛教及其高僧与清王朝关系的视角来探讨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蒙藏地区的方略,旨在揭示藏传佛教僧侣在清代为维护蒙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统一做出的积极贡献,为     

清代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变迁

清代入关后,青海蒙古虽名义上隶属于清廷,实际上却游离于清廷统辖之外,独霸着青藏高原;直到康熙晚期,随着清军入藏驱准的胜利和西藏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之下,及川藏划界,青海和硕特蒙古对西藏和康区的控制宣告结束,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被平息,清朝通过编旗设盟,将青海蒙古纳入清朝的直接统辖之下,使青海蒙古的社会政治发展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落的曲折过程.     

论清代青海民族纠纷解决与社会控制

青海地区是历代中央王朝治边的重心,清代作为多民族国家最为巩固的朝代,当然不能忽视对青海的管辖.由于特殊的民族格局与宗教文化,清代中原王朝对青海的统治仍然遵循着“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纠纷解决中社会控制力量在国家权威认同后不断演变,以史料所见,纠纷解决中的社会控制可以分为罚服控制、调解控制、救助控制、弹压控制四种类型,社会控制模式主要有以习惯法为主、民间诉诸于官方、官方依赖于民间的三种方式.     

汉藏友好、和同一家的象征 唐蕃会盟碑管见

<正>如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长庆三年（823年）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821年）双方会盟成功而立的纪念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的象征，对于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法国著名藏学家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对此碑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关注与硏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盛誉其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史载，唐蕃之间总计有不少于10次会盟。长庆会盟是唐蕃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     

清代蒙古刑事立法的本质和内容试析

清代对蒙古立法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法律制度之完备,远非以往历代封建王朝所能比拟。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重刊理藩部则例序》评价它的内容时说:“举凡疆理、品职、军政、会盟、贡赋、邮驿之要,与夫户婚、旌恤、仪制、刑禁之繁,莫不赅备。”而在“莫不赅备”的法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刑事法律了。清代依照蒙古传统风俗习惯,吸     

论清政府在玉树地区推行的会盟制度

会盟制度是清政府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非常有效的统治措施。本文就清政府在玉树地区实施的会盟制度的由来、基本情况以及主要目的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 ,总结了实行这种会盟制度的主要意义     

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

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李建宁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封建王朝，十分重视民族问题，立国之初，就在中央设置了一个专门处理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下设六个司，掌管民族地区的封爵、朝觐、驿站、兵事等事宜。清代的青海不仅地处“‘西陲”、“边疆”，而...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

1988年,费孝通先生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论文,时至今日已20年了.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呈现出的是分歧与共识并行的局面,但是这些讨论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本文拟就学术界在近20年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工作做一个述评.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民族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其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繁荣兴旺的时期,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多民族的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等等.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清末民初拉萨动乱性质初析

清末民初西藏地方之动乱最先在拉萨爆发,且此后该地一直为主要战场,故而这场以拉萨为主要战场的整个西藏地方的动乱局势被通称为"拉萨动乱".该乱事虽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但其性质不同于内地各省响应革命的行为,难以归于"革命"范畴,更不属于辛亥革命起义的一部分.所谓辛亥"汉藏冲突"这一定性并不妥当,称其为清驻藏陆军与藏族民军间的混战更符合历史事实.     

一多辩证中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基于共同性意识构建的铸牢要求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吸附力和统摄力,一多辩证的基本问题关怀容括了人群社会之中“一”和“多”问题的共同存在。费孝通所提多元一体格局有着范围上的伸缩性,从个人到民族,再到世界性的存在,这种伸缩范围所体现出来的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共同性意识的建构需要基于多元一体的理解来构造出一体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未来世界将会朝向一种互惠共荣的文化自觉,这需要从中国文明立场上看世界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的多元价值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可能。从人之向善的共同性追求上寻求共同体价值的实现,这种文化自觉将会有助于以共同性意识构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下的构造与铸牢的实践。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上)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     

汉族民间信仰特征论(下)

汉族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的基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有原始性、多神性、农事性和人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