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希腊小庙"与"严峻的乡村牧歌"--《边城》与《芙蓉镇》的人性表现之比较

现当代文学名作《边城》与《芙蓉镇》在对人性的表现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对这两部作品在人性表现上的异同之处作较详细的分析 ,力求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     

边城风俗 朝阳人性——沈从文小说《边城》湘西风俗展现出的人性美探析

《边城》是＂梦＂与＂真＂构成的小说,这集中体现在人性、人情方面。其人性、人情的美是依托湘西浓郁的风俗折射出来的,具体表现在：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龙舟赛;走车路和走马路两种婚恋方式;湘西人的本身特性。     

政治风云·乡土人情·艺术品格——论《芙蓉镇》的经典意义

长篇小说《芙蓉镇》以1963年、1964年、1969年和1979年4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为背景,以湖南一个3省交界的偏僻小镇——芙蓉镇为舞台,通过胡玉音、秦书田、王秋赦等人物近20年来的颠沛沉浮,揭示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彻底否定了极左路线,表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宣告了“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彻底终结.在艺术上,小说以浓缩化和浮雕式的叙述体现社会生活的风俗化,使其文学语言别具韵味,各呈斑斓.也正因此,《芙蓉镇》不仅因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而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也因出色的艺术品格跻入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之列.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殊途同归——论《边城》与《围城》的精神旨向

比较《边城》和《围城》可以发现,两部作品尽管在文学表达形式和对现实的关注角度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它们存在着共同的文化立场,两部作品的最终精神旨向都是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性追求、人格尊严的深切关注,都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边城》道德思想的伦理学阐释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边城》所构建的社会生活画卷做一次伦理学阐释,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通过《边城》人物伦理关系的描述以及道德心理的勾画,充分展示了特定时空中人际关系的本真和人物心理的纯美,这种本真与纯美正是今天人们追寻的精神家园。     

基于语料库的山镇风俗文化英译研究——以戴乃迭《芙蓉镇》英译本为例

基于《芙蓉镇》汉英平行语料库,提取与山镇风俗文化相关的圩场、吊脚楼和民歌等意象,考察山镇风俗文化英译后的变化和原因。研究发现,原文中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和时代特色的山镇风俗文化在译文中仅有部分保留,地方风俗的画面感和现实感被弱化,而由山镇风俗变化所折射出的时代特色和思想变迁也有所淡化。究其原因,主要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译者的文化身份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     

《喋血孤城》：民族精神及其人性反思——兼评该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发展的意义

《喋血孤城》以湖湘抗战中的常德会战为背景,展示了中国军人勇于献身的爱围情怀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和血性。同时,在还原真实历史的前提下,通过对人物的立体性塑造,赞美了生命的自由和舒展,反思了人性的善与恶,通过触目惊心的丑恶、痛苦和死亡来引起人们对“善”的思考和向往。影片对湖南影视剧和湖湘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迪价值。     

透过“双城”看人生——《边城》与《围城》脞谈

文章将中国“双城”———《边城》与《围城》两部杰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讨论,试图透过这两座“城”领略其彰显的两种人生基型和成因;同时通过对两个文本所蕴涵的人生形式、人性思想的深层发掘,以及对两位作者所选取的文化立场与叙写模式的比较分析,从中体悟两位作家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思考和创造。     

论陈彦《喜剧》的精神文化内涵

陈彦长篇小说《喜剧》立足于贺氏父子两代人不同的艺术人生之路展开叙述,对消费时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命运以及个体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探寻。围绕两代人对喜剧艺术的不同体认,小说表达了对喜剧艺术本质的思考及对当代审美庸俗化现象的批判。小说中一系列悲喜交织的人物命运,展现了作家对艺术与人生的辩证思考以及人性复杂性的审视。在美学风格层面,《喜剧》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细节的真实与对小人物的关注是其两个面向,对小人物人性光芒的书写既体现了传统戏剧精神对陈彦小说价值取向的影响,也彰显出作家对民族恒常价值的守护。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边城》的灵性与沈从文的童心

《边城》的美洋溢着灵性之光。这是因为沈从文用童心观照世界,把自己的经验与翠翠的视角融为一体,写出了童心的纯粹。沈从文视童心为信仰和价值尺度,这在《边城》里通过以翠翠为核心的人物群体得到强调,彰显了童心所创造的奇迹。但是《边城》的美丽中隐含着人生无常,沈从文感受到了现代性的脚步正在进入古老的湘西。他意识到神的存在要依赖牧歌的环境,而这在现代社会难以得到保证,因而不免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之叹。《边城》是二佬唱给翠翠听的情歌,也是人们探索人性和思考社会的一本生动教材。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同一母题不同情怀——《苔丝》和《边城》比较

《苔丝》和《边城》都是关于纯洁美好的乡村姑娘的爱情悲剧.作家对故土风情描述的遇异和对寄托作家理想的主要人物刻画的不同,反映出在爱情悲剧这同一母题下,两位作家表达的是不同的情怀:哈代表达 的是颓废的悲观主义,而沈从文则更多地表达对重建故土乐园的期待.     

《边城》美学意蕴新论

《边城》的美学意蕴幽深丰盈,耐人寻味。作品不仅建构了一个由自然美、风俗美、人情人性美相融而成的恬和秀美的“边城世界”;还讲述了一个曲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并在其中注入了作者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毋庸讳言,《边城》并非完美无缺,它的思想缺憾与作者所持的自由主义文学观息息相关。     

《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

在积极实施“建设文化大省”的当口 ,长篇小说《沧浪之水》所提供的丰富的当代湖湘文化的信息 ,是耐人寻味的。在人事方面 ,通过池大为相对于池永昶更为“务实”、更会“盘算”的变化 ,展现了两代湖湘人物之间的同中之异 ;在情理方面 ,通过湘男、湘女形象的塑造 ,揭示了在物欲膨胀的时代 ,当代湖湘人物所发生的可悲可叹的精神“转型” ;在学问方面 ,通过“厚黑学”已经实实在在地社会化、民间化了的事实 ,向当代湖湘人物敲响了有力的警钟。作品以其所蕴含的深广忧愤 ,旨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 ,唯其如此 ,它对于当代湖湘文化的扶衰起弱当有建言之功。     

区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新收获——《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评介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张兆凯、陈雄等人撰写的《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法治理念》一书,以独特的视角,对湖湘政治法制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填补了我国区域法制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对湖湘法制文化研究的拓展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边城》-一曲时代的风俗挽歌

《边城》的整个旋律是由和谐不断向变奏演进 ,“三层次均衡和谐”的边城最后土崩瓦解了。《边城》与其说是一只悱恻动人的爱情牧歌 ,不如说是一只悲切哀婉的风俗挽歌。     

论沈从文与汪曾祺文化理想的异同——以《边城》与《受戒》为例

《边城》和《受戒》作为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代表作,其蕴含的文化理想有明显的共同点,也有难能可贵的异质性.从时代背景、人生矛盾和精神内涵等方面,对《边城》和《受戒》的文化理想进行解读,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蕴藏的审美价值和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的诗学联系及差异.     

《芙蓉镇》综论

《芙蓉镇》是古华长篇小说的代表作,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小说描写了芙蓉镇20多年的政治生活和人世沧桑,再现了“大时代”、“大社会”的政治风云和历史轨迹．揭示了“左”的错误是怎样从局部问题发展成为全局性错误以及后来又是怎样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得到根除的全过程,塑造了王秋赦、胡玉音、秦书田等个性鲜明的人物,结构精巧,叙述技巧高超,语言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