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的系年

韩愈《奉和钱七兄曹长盆池所植》诗之“钱七兄曹长”指钱徽。钱仲联先生将韩愈此诗系在元和十一年,说:“时公与钱(徽)俱自中书舍人降官右庶子也。”(《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实则,此诗应作于元和八年三月至元和九年七月期间。按韩愈诗称钱徽为“曹长”,不应指右庶子或中书舍人,而应指尚书省之郎中官。唐时只有尚书省丞郎郎中才能被称为曹长。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宰相相呼为元老,或曰堂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孟浩然四题

隐鹿门山孟浩然隐居鹿门的具体时间,向来没有成说。《新唐书》本传载:“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卷二○三《文艺传》) 又据《唐才子传》,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其张子容传云:“初,(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卷一)检孟浩然集有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据明铜活字本)诗,证明张子容确实曾经隐居过(《唐才子传》既言其隐鹿门,白鹤岩     

新旧交替社会中的复古诗家——评晚清诗人张之洞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殚尽心力,以一位封建皇权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近代政坛。解放以来史学界一直把张之洞看作“旧学的维护者”(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认为他“既为封建皇帝所称道,亦为帝国主义分子所欣赏”。(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或许正是出于避免陷入政治论争,即使在对张之洞其人作了全面客观评价的今天,也鲜有论及其诗者。事实上,张之洞在“同光体”风靡一时的近代诗坛别开一路,以所谓“唐诗派”主将著称于世。近人胡先骕曾赞誉张之洞“以诗领袖群英,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雅缓之格局,此所以难能而足称也。”(《读张文襄广雅堂诗》)钱基博也认为“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后称张之洞”(《现代中国文学     

罗隐生平事迹辨正——兼与吴在庆先生商榷

吴在庆先生定罗隐大中十二年(858)初赴举,秋经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嘲钟陵妓云英》作于咸通九年(868),都是不对的。罗隐大中十三年(859)由南康取解初赴举,途径江陵拜见丞相白敏中,时为严冬。《嘲钟陵妓云英》作于东归途中的咸通十三年(872)。罗隐二十七岁前隐居读书,并改名“横”为“隐”;广明(880)乱中隐居池州九华山六七年;晚年由“吏隐”而入道。吴在庆先生认为罗隐于乾符二年(875)即隐池州,中和元年(881)离开池州入润州,中和四年(884)曾至成都觅举,也是错误的。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唐末三家古文艺术论--从皮、陆、罗"小品"的"光彩和锋芒"说起

小品兴盛是唐末散文创作的突出现象,但不是惟一现象。皮、陆、罗主要以古文创作见长,不能将其古文都视为小品。三家古文各具艺术特色,不能因为鲁迅说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就把罗隐称为晚唐小品文作家中最具“光彩和锋芒”的“第一位”。     

《罗隐年谱》补正

罗隐(公元八三三——九○九),字昭谏,钱塘新登人。《吴越备史》罗隐本传云:“隐初名横,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其半生坎坷,直至五十五岁东归吴越,方受知于钱镠。罗隐诗文俱佳,为晚唐五代文坛巨臂,旧有民国钱塘新登汪德振所撰《罗隐年谱》,然其于罗隐诗文实乏详考,对罗隐东归吴越之前的交游行踪所述极略,且多有讹误之处。兹据罗隐     

唐代南诏诗人段义宗的出使和被杀

段义宗是唐末的南诏诗人。他“一歌一咏,捷应如流”“雅善词章……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曾出使前蜀,因不愿朝拜,削发为僧,号曰大长和国左街崇圣寺赐紫沙门银钵。《全唐诗》和《全唐诗补逸》录存其诗五首。其中《题大慈寺芍药》和《题三学院经楼二首》等诗当作于为僧之时,均颇具唐诗情韻。另有《思乡作》一诗在当时就被称为“高手”之作。这些诗在当时已甚流传,如《题判官赞卫听妓洞云歌》虽较粗疏浅率,诗意不多,也在人们“口俗之间,无不缮写”。     

读岑参边塞诗说“奇”

岑参的边塞诗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为历代人们所推重,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对此就很欣赏,说“岑参多新诗”(《九日寄岑参》)“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指出“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同时代人杜确称赞其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诗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其诗“笔力追李杜”“崔嵬多杰句”。(《夜读岑嘉州诗集》)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州诗话》)沈德潜云:“参诗能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