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发展目标、实践特征与规制路径

遵循市场化劳动关系运行逻辑,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分析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认为,经济效率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分配公平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劳动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关系,转型期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劳动关系的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率与收益分配公平的均衡。当前农民工与私营企业在实践上形成了高效率、低公平的非均衡劳动关系,不利于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关系合作治理、型构合理社会结构、凝聚劳动伦理共识及利益关系协调稳定。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回归农民工应有身份,强化政府劳动关系治理职能、切实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促进农民工组织规范发展、提升组织化维权能力,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培育市场核心竞争优势等是提高劳动关系的公平性、构建效率与公平均衡的劳动关系之规制路径。     

妇女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以北京市为例

妇女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项目制治理下,国家对不同的妇女社会组织采用差异化的治理模式:对妇联的让渡式统合和对民间妇女社会组织的福利式吸纳.国家通过项目制实现对妇女社会组织的治理和赋权,并进而实现对妇女的治理和赋权.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长效机制研究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的深化和拓展,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合作社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则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下社会治理范式转型的重要模式之一。合作社组织作为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保证其治理成果的长效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合作社治理长效机制是由制度运行机制、管理维护机制、组织保障机制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长效机制的3个构成机制在设置上处于递进关系,其中制度运行机制是合作社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机制,管理维护机制是决定治理成效长效的核心机制,组织保障机制是协同治理发挥长效的依托机制。     

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近年来在就业失业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收入分配理论和工会与罢工理论等方面,在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完成与国际的接轨,并在对转轨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与研究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其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浅议马克思国家观的理论源起、内涵及当代启示

“国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贯穿人类发展始终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以黑格尔关于市民与国家的结构关系为基础起点,理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突破黑格尔法哲学的框架,深化市民社会的反伦理性质,定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建构性关系。追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观并探析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逻辑”,通过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研究,在理论辨析中挖掘关于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核心方法论,一方面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要遵循的方向道路提供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从一元治理到三元治理：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

西方企业宏观治理是超脱于企业内部权力架构的一种治理形式,是在企业之外的治理模式.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的演进遵循了库恩关于"范式"更替的科学逻辑,历经了三次转型,分别为范式缺失到"市场一元论"或"国家一元论"范式的确立,从市场或国家的一元论范式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的转变,再到国家一市场的二元范式向社会-国家-市场的三元范式的演进.西方企业宏观治理范式转型,解释了企业治理宏观演进的历史必然,意味着西方企业宏观治理研究不断走向成熟.     

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

在和谐社会中，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社会、企业三个主体性因素；提出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形态应当是以执政党为圆心，在执政党的外围是国家行政组织，再外围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社区组织，最外围是社区中的企业和精英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     

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政治的质量

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把公民社会视为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种流行的观念看上去似乎不错,因为没有社会自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本文所检视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视野下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国家治理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的线性关系,有时甚至是逆向关系,比如意大利南部、印度和大中东地区的作为公民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认真研究后的理论发现是,公民社会的性质即"民情",是连接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民情决定着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各种可能性关系。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研究综述

在家庭小型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福利治理博弈与考量的必然结果,也是作为减轻国家福利、家庭福利供给压力的重要途径。文章追述前沿文献,重点梳理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相关理论基础、面临的困难及其研究前景,并指出新形势下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的研究应以福利治理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为立足点,应通过实证研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福利治理提供中国路径。     

转型经济视角下政府治理及体制性约束

转型经济研究为分析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变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两个基本变量,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都受制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体制性约束.1978年以来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型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后果,又构成后者最根本的驱动力.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应适时地调整治理理念,协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有效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治理也面临一系列体制性约束因素.     

国家治理中科技社团的角色缺位与行动策略——以湖北省为例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时期,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大社会主体格局逐步确立。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其政府的管理职能亦在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亟须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科技社团作为湖北省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当前湖北省科技社团虽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角色功能,但也存在较严重的角色缺位,尚未真正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成熟的第三方力量。因此,湖北省科技社团应采取积极的行动策略,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与实践——基于百步亭“红色物业”的案例分析

在"国家—社会—市场"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中,市场这一治理主体长期被忽视。社区应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治理体系,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为社区筛选出优质的社会营利组织,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在社区中最有代表性的市场主体就是物业公司,随着商品房的不断发展,物业管理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百步亭"红色物业"特色为探讨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和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组织的作用逐渐凸显,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起步较晚,各项法规制度还不健全,加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环境制约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并不成熟,效果还未真正显现。因此,深度剖析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并为之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使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真正发挥作用,对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     

串通投标犯罪的刑法治理

通过对构成串通投标罪的812个样本案例的分析可知,在我国,串通投标犯罪具有行为方式的复杂性、行为实施的隐蔽性、行为手段的腐败性和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等突出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市场经营中经济利益驱动、招标投标制度不健全、刑法对串通投标犯罪惩治不力,以及社会管理型治理模式顾此失彼等.为有效预防与惩治串通投标犯罪,应适应正在转型的社会治理型治理模式,针对如此犯罪现象的特点及成因,将刑法相应规制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进行串通投标犯罪现象的体系化治理.具体而言,应当在统合和创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理念、政策、立法、司法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完善现行《刑法》有关串通投标犯罪的立法规定,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完善刑法治理所依赖的司法机制,以优化刑法的内部治理机制;通过推行标底公开制度、取消资格预审程序及完善招标方式、评标机制与监督机制,以强化其他措施的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