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耀如简评

由于宋耀如的六个子女(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中,有五个与蒋介石建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府有关,遂使宋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代买办家族,同蒋介石、孔祥熙、陈氏兄弟构成了腐朽黑暗的王朝班底,成为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在这四大家族中,又由于宋美龄同蒋介石的关系,宋家又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     

春秋褒贬自有世人公论——评陈永祥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一书

说起宋子文,跳人人们脑海中的首先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宋,近代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英美派的领袖,南京国民政府的财神爷等.这些论断来源于陈伯达与他的杰作<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     

蒋介石与四川财政之整理

抗战准备时期,为促进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推动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非常重要。1935年蒋介石入川后,亲自指导四川财政整理,并取得较大成效,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持久经济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在四川币制统一与善后公债发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是四川财政整理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央对四川进行经济整合的重大步骤。在坚持推进四川财政整理的过程中,蒋介石与孔祥熙之间的政策博弈表明,蒋似乎充当了协调中央与四川利益的"中间人"角色,这是蒋介石个人威权的另一种表达与运用。由此,也可为我们深刻理解民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个人强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照。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鲍罗廷和蒋介石

鲍罗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苏联政府派驻广州国民政府的代表,国民党的最高政治顾问.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一位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鲍罗廷和蒋介石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随着蒋介石地位的升迁与政治态度的变化,鲍罗廷也由扶蒋到疑蒋,又由疑蒋到反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下公务员制度的变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既是孙中山思想的体现,也是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追求.但"党国"体制下的公务员制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证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对人才的需求与公务员制度的"政治中立"原则相悖,造成了意识形态化标准与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两难,进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国民党的"党化"标准渗入公务员制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在承受"党国"体制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地扭曲与变形.     

试论宋庆龄与蒋介石关系的演变

宋庆龄与蒋介石由共同追随孙中山革命发展到严重对抗，主要是由于宋蒋之间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的态度不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表示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宋蒋间一度合作．但由于蒋介石拒绝接受宋庆龄要他放弃独裁、扩大民主，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主张，因此家蒋间的合作是暂时性的，不可能是持久的。后来他们在行动上的对立完全证实了这—点．     

抗战时期蒋美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蒋美合作与冲突刁良举，韩胜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与美国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合作是主导方面，它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历史潮流，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冲突是次要的，随战争的进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冲突也随之结束。而蒋...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的思想动机述论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反动态势和强势行为,鲍罗廷不顾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对蒋强硬、撤出国民党"的策略和诉求,执意执行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其主要的思想动机就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意欲维持一个亲苏的、左倾的、强大的"广州政权".     

舆论导向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如何把和平解决事变与对蒋介石的处置相结合的问题上,则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过程,即从"罢蒋"、"审蒋"到"保蒋"、"释蒋"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决策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内外舆论导向对此的影响不应忽视。     

国难与国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双十节”的纪念与阐释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双十节"纪念,在延续战前凸显"党国"符号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变化。在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不仅对内凸显救亡意象,彰显民族主义,进行凝聚民心、调动民力的动员,对外也与盟国共庆,将"双十节"的民族主义意象与"以建大同"的世界主义意象融为一体。在"双十"叙事中,国民政府延续战前纪念中对辛亥革命领袖及国民党先烈的颂扬,并将"辛亥精神"发展为"抗战精神"。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也借继续神话孙中山,和凸显其"革命尚未成功"说,将孙-蒋连接,推衍出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的合法性。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略论史迪威成为美蒋矛盾牺牲品的原因

1944年10月19日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是中美双方将美蒋矛盾处理为史蒋矛盾的结果。史迪威将军被美国政府抛弃,成为牺牲品的直接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强硬和坚持,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自己战后在远东的利益同蒋介石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美国最终不得不向蒋介石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时期孔祥熙与日本字垣一成间的秘密和谈

1938年,日本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不久,日本和蒋介石便从各自国内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出发,决定重开和谈的大门。当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后,遂再次向中国伸出诱降之手,国民政府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响应。于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与宇垣的代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在香港开始了初步交涉。双方讨价还价多次,但终因在蒋介石下野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告失败。     

宋美龄晚年不回台湾的原因

客居纽约十一载,心系台北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按宋美龄自己的说法,是自己一生最伤痛之事。此后,宋美龄就在台北、纽约两地漂泊。蒋介石刚一去世,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就匆匆从美国赶回台湾,打算     

蒋介石败走台湾隐秘

算命先生赛神仙 早已点化退台湾 四川与台湾,都与蒋介石的命运变化有过重大关系。 传说抗战时期,蒋介石登峨嵋山抽签算命。一老者算他是水命,送其8个字:“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蒋一笑将其置诸脑后,抗战一胜利,就出川,与共产党打内战。在连战皆北之际,蒋猛然想起算命老者的话…… 1949年的元旦快要到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美国已对蒋介石失去信任,开始怂恿国民党内部推出“富有感召力的新领袖”。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利益分析

随着近年来具有民营背景的家族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其家族股东"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引起了政府、投资者和理论界的重视.公司股权结构总是基于一定股东利益的获得与分配的.因此,本文将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大股东作为利益主体,试图从对家族股东的利益影响角度来分析家族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产生的根源.文章还就家族上市公司利益分配的合理化以及"一股独大"股权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