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寻绎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把它作为再造文明的重要手段。但诸多新文化人的批评、思想界复古思潮的兴起和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得失，又促使他改变整理国故的预期目标，并最终对其功用产生怀疑。胡适整理国故所追求的，是其思想史的意义而不是学术史的意义。     

“五四”时期两种整理国故活动的比较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潮流中有两股势力,一为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一为以梁启超、柳诒徵、顾实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人士。双方在整理国故的目的、方法和态度上有明显的不同。在目的上,前者更注重揭示国故真相,进而批判国故;后者更注重“保存国粹”、“扬我国光”、“翊进世运”。在方法和态度上,前者提倡训诂、考据的汉学风格,追求“为学术而作工夫”的研究态度;而后者却更注重阐发义理的宋学风格,倾向于“学问之非为学问,必有益于社会国家。”     

整理国故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

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学都在努力争得自己的位置,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由“整理国故”引起的现代思想与学术间的论战,也带来了文学话语的争夺。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文学意义和秩序的建立。它既校正了新文化运动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理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文学的思想启蒙力量。最终,整理国故被划定在学术和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学在离开学术资源背景之后,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大众。     

继承与发展：侯外庐“谨守考证辨伪”的内蕴和意义

清代考据学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被中国现代各派史家从不同层面予以继承和发展。侯外庐既“谨守考证辨伪”,又对清代考据作了历史和辩证的分析评判。侯外庐将考证辨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相统一，赋予其诸多新内涵，使之成为他史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组织部分。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既与新考据派对清代考据的现代发展不同，又与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清代考据论相异，亦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清代考据观有别。侯外庐的“谨守考证辨伪”为传统考据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新范式，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指导，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实证与义理、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的中国史学大传统。     

以西学为阐释视角的整理国故--傅庚生批评史学研究

从具有传统意义的诗评文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立,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对此,傅庚生主张以西学为阐释视角,重整梳理中国传统的诗评文;在整理国故的同时,关注对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借鉴与融合,在接受和传播四要素理论的同时,探寻四要素理论与传统诗评文的相通之处,并以此为理论框架,建构批评史学观念。这种以西释中的视角,超越了传统考据、注疏层面的批评史研究,打破了研究者们以中证西的局限性,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构,提供了有效路径。     

陈垣与胡适国学研究之比较

陈垣和胡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著名史家,俩人开始迈向学林的经历和研究方向不同。但对清代乾嘉考据学都感兴趣,认同考据学,视其为治史之必要工具,治学上均重视材料的搜集、考证整理,没有确证,不下断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背景之下,对国故学研究也有相似的认识。俩人坦诚切磋,辅仁相交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民国时期两种“国学”概念的争执及其语境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无可能？

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世界回答中国有没有翻译学的问题,解决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二是给历史一个交代,解决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三是为未来树立一个标的,回答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有无“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议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世纪来“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引起的.这个方法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中国传统学术先天不足,二是中国传统学术天然地落后于西方,三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唯一途径是不断由西方引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途径只有从逆“整理国故”开始,反对“格义”式的以西律中,发掘本土资源,重建中国话语,与世界平等对话.     

国学运动的历史与理论的探讨——试评谢桃坊先生的国学研究

近年来,谢桃坊先生采用历史与理论的方法,通过全面考察20世纪初年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对国学运动进行了反思.谢先生认为:国学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困难而狭小的学术问题;古史辨派与历史语言学派是国学运动的两大流派;四川国学是国学运动的一个缩影.这是先生关于国学的三个论断.这对我们现在审视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很有启发意义.     

民国时期的考据学风与其兴盛之原因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学的发达以清中叶为最.民国时期,考据学经过晚清的衰颓,一度振兴,几乎笼罩了整个国学领域,以至于文科教学与学者个人的治学方向都深受影响.民国考据学风的盛行,并非突兀而起,而是由内因外缘交织而成.从学术渊源来说,民国考据学无疑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与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学术潮流的注重实证与国内科学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恰为民国考据学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机遇.     

胡适的文化世界——北大版《胡适文集》编后感言

本文从学术文化视角综论胡适,确认他属于２０世纪中国“卡里斯玛”型的文化人物。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早年（１８９１－１９１７）是其学业的准备阶段,前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胡适在文学革命和个性解放运动中引领时代潮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从事中国古典小说考证,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典范。二三十年代,胡适在“整理国故”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后期（１９３７－１９６２）胡适的学术重点放在《水经注》考证,其影响力远不如从前。他对民主、科学的不懈追求,他对学术独立的坚定信念,为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整理国故”的提倡和讨论

所谓“国故”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整理国故”的提倡始于新潮社的毛子水。他在1919年5月《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批判守旧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保存国粹、挽救国学,首倡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胡适虽不是整理国故的最早提倡者,但却是积极鼓吹、实践者。毛文发表不久,他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对毛文加以纠偏的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后来,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和《国学季刊》,积极提倡整理国故,还曾应清华同学之请,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说“四五者,一不知”

要考证了《孙子兵法·九地》 ,指出“四五者”既非传统说法的“九地” ,也非外国学者所云“四路五动” ,而是指“四时”“五行”。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汤用彤学术思想述评

汤用彤先生治学中西兼研,触类旁通。他善于将西方学术思想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既强调学术研究的民族性特点,国故国粹对外来学术思想的渗透与影响;同时又不抹杀外来学术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作用。他的“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学术思想,为中体西用的学术研究理念提供了坚实的依据,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接受外来学术思想如何保持民族学术传统带来有益的启示。他的“就事推论,应有分际”的研究方法,为学术研究中新旧材料的利用,以及实证研究的学术思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一)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     

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与整理国故运动——从范文澜的一篇佚文说起

范文澜1923年撰写的《文心雕龙讲疏》确乎与整理国故运动存在某种关联,但并非由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所引发,从范氏1923年末在南开以"整理国故及其方法"为题的讲演及同期发表的几篇论文来看,梁启超欲在南开大学创办东方文化学院一事的影响更为直接。澄清这一史实,不但身为南开中学国文教员的范文澜为何对《文心雕龙》发生兴趣,《文心雕龙讲疏》一书为何会请梁启超作序,以及是书之编撰体例等问题,都可以有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范文澜后来几部著作如《群经概论》《正史考略》《诸子略义》之写作动机,南开大学文科大二国文之教学安排,乃至范文澜何时、为何尝试语体(白话)文写作等问题也可以重新认识。相应地,对于了解南开时期范文澜的思想变化、学术活动、职业生涯来说,此一发现无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材料,可补先前相关研究之缺失。     

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二)

192 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 ,引发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论争。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 ,因而也可视为新派内部就此问题整合观念的努力。争论中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 ,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 ,而林玉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 (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 ,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这些与学术相关的现象折射出超越于学术的意义 ,应置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