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海德格尔与尼采论上帝之死的契合与分殊

上帝之死作为一种哲学事件,并非尼采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传统形而上学延伸的必然后果。海德格尔将尼采对该事件的描述与刻画置于价值论领域,并进一步将其延伸到存在论领域,两者的解读也有契合与分殊之处。尼采和海德格尔均以上帝意指超感性世界,并将其与形而上学缠结在一起,因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尼采认为,上帝之死是因其面对丑恶之无能、救赎之无望而远离在场;在海德格尔看来,上帝之死是主体世俗性对上帝神圣性的僭越。     

存在的逾越-试析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在 《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 批评。一方面，马里翁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批判，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 种 “存在－神学”，其核心原则是将上帝看成是一种 “存在者”；另一方面，马里翁又反过来批评海 德格尔使上帝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 “偶像崇拜”。马里 翁认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 “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而是一 种至高的 “爱”或 “馈赠”。作为这种 “爱”或 “馈赠”，上帝逾越了存在。     

康德伦理学中的"神圣存在者"

“神圣存在者”是康德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康德伦理学论著的梳理,本文发现它包含“神圣立法者”和“神圣守法者”双重含义：从立法角度看,所有有理性的存在者都凭借其立法能力（立法理性）是神圣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也是其中之一;从守法角度看,只有天使和上帝这类存在者才是神圣存在者,它们具有完善意志,能够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而像人这类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并不具有完善意志,不能心甘情愿地遵守道德法则,因而不是神圣存在者。这两个含义不宜混淆。《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第二个含义的神圣存在者,只能理解为“终极的神圣存在者”,而不能理解为“有限的神圣存在者”,后一种理解会导致自相矛盾。     

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本文系统地评述了康德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分析了其意义和影响。作者认为，以莱布尼兹一沃尔夫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把上帝、灵魂和宇宙作为认知的对象，凭借理性的抽象思辩，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被奉为“科学之科学”。康德从先验唯心论的立场．阐明了上帝、心灵和宇宙乃是经验领域之外的对象，揭露了理性抽象思辩的自身矛盾，论证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圣地位，揭开了形而上学历史发展的新篇章。康德在论述中提出了先验辩证法、理性的界限、理念的规范作用，可知的与不可知的原则区别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

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底蕴进行了分析：形而上学的发端是出于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偏离了其价值论轨道而表现出了浓厚的知识论倾向，逻各斯（理性或上帝）成了万物的最终尺度，人不再是“是其所应是”的价值性存在；作为价值论的形而上学，不是一种有特殊对象领域的哲学部门，它本质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和幸福哲学。     

论康德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创建

本文论述康德在摧毁了旧形而上学大厦之后,创建了一所道德形而上学的宫殿.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寻找归依.而自由之作为道德主体的纯粹形式性正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和根据.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却又显示了自由的限度.文章最后指出了道德与自由相互对立的真正根源以及康德后期哲学探索对解决自由与幸福的现实性的意义.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及当代启示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而误把存在者当做存在的做法提出了要从“此在”出发去把握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他也认为“此在的形而上学”并非完美,从而他又提出了“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进一步阐明他的哲学观点。他的思想对拯救人类精神的危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由于他未能跨越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断层,因此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思想引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技术的追问,对当代人文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围绕《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文本解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通过对自由的现实性与道德法则的可能性的演绎,说明道德法则乃是人们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基本实践原则.道德法则(实践性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意志,即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善良意志.联结定言命令的主词“绝对善良的意志”与谓词“其准则总是能把自身视作普遍法则而包括在自身之内的意志”的第三者就是纯粹意志的理念.在实践视角下的自由是理性存在者根据自由理念及与之一致的道德法则理念而行动的能力.人的理知世界的成员身份与纯粹意志使人意识到理性存在者无与伦比的崇高性,纯粹实践理性(亦即自律的能力)就是具有最高的尊严和价值的自在目的,因此,有自由的有限存在者应当遵循定言命令.自由和道德法则理念都指向超验的本体世界,唯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获得了实在性.康德开辟了独断论形而上学与主观主义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先验观念论的道路,确立了批判的、建构性的形而上学.     

尼采的虚无主义批判之批判

通过对尼采所思考的虚无主义与"上帝之死"间的关系的分析,对虚无主义进行分类,对他的虚无主义批判与道德解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从形而上学史与存在历史的高度进一步探讨了尼采的虚无主义批判,认为正是尼采在其虚无主义批判中表露出来的价值之思遮蔽了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尼采形而上学就是本真的虚无主义.只有真实地去经验存在之遗忘,才能真实地经验虚无主义,从而真正地去克服它.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     

“思”与现代人的困境——海德格尔的“思”论探讨

海德格尔以为 ,现代人被形而上学支解完毕 ,日益成为“技术人”,这一困境是存在的意义被遗忘的必然结果。以伦理学来补偏救弊 ,尽管可收一时维系人的本质于当下之效 ,但却反而遮蔽了困境之根源 ,仍然是在形而上学中打转。要紧的是唤回尚未被逻辑所坏之“思”。这种“思”比形而上学思得更原始。但伦理学不是这种原始的“思”,因为它思而不听从存在 ,即不从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来思。海氏要求“思”须在思一切之前先思存在的真理。存在的真理作为生存着的人的一个原始的基本成分 ,是“思”所从出的本质根据。然而 ,“思”从来不创造“存在的家”。思存在的真理的“思”只有抓住逻各斯的原始本质 ,反对着“逻辑”来思 ,才能真正揭示现代人的困境 ,为“技术人”的脱胎换骨寻找到一条通达存在之路。现代人的拯救之道正在此“思”所开启的境域之中。     

语言、记忆与光照--奥古斯丁的真理之路

奥古斯丁的“知识论”与他对生存之确定性的寻求有关。从广义上说,知识论就是真理、确定性与幸福的统一,认识论与“救赎论”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寻求确定性和幸福是他追求真理的目的,而知识则是完成目的的手段,对上帝的知识是通往幸福的阶梯。尽管如此,奥古斯丁围绕语言、记忆与光照,分别论述了抽象概念的形成、真观念的源泉等知识论问题。其中光照论是核心,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是一种独特的概念论,是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和光形而上学的结合,对西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海德格尔之"思"的阐释

作为一位思者,海德格尔一生都行进在“思”的林中路中,面对作为形而上学完成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对人生命的侵扰和控制,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才能唤醒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才能找到失落的家园,诗意地栖居。因此有必要从思之可能、思之发生以及思之期备三个方面来阐释海德格尔之思,以显现他对人之生存境遇的追问。     

《大地之神》:生命意义的对话

长篇对话体诗《大地之神》是纪伯伦后期英语文学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三位大地之神关于生命意义问题展开的对话,对“意义”消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命存在的神圣性提出了置疑、反思和解答。诗作通过“爱、美、生命”这三个既是具体感性存在、又具有超越性的核心范畴,表达了纪伯伦文学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生命观:生命存在是有意义和具有神圣性的,而生命的意义通过当下感性现实体现出来。这一生命观与纪伯伦身处现代西方语境的生命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试论牟宗三的境界形而上学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典型代表,他自觉地运用中西哲学比较方法,说明中国哲学的特点,从实践之进路诠释中国哲学,很好地揭示了其境界形上、内在超越、乃至本体与实践统一的问题。但是因子新儒家的立场．他否定了佛家和道家的存有形而上学。然而,他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仍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发,他的哲学理论仍是我们现代人文精神重塑的重要理论资源。     

海德格尔诗才观新论

海德格尔诗才观是真理、诗人、艺术作品相互交融的独特呈现,其内含着诗才之灵性、想象之神圣和作品之化境三者的交融与互化,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也进一步消融了哲学与诗学的沟壑。关注“诗人何为”,旨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域外启示另一维的“它者”,也为现代文明的匡正提供另一种视角。     

论尼采哲学为生命辩护的审美向度

“上帝”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一直以来都为西方人提供着终极关怀与死后的慰藉。“上帝”之死导致了最高价值缺位,撇下西方人在一个缺乏意义与充斥着荒谬本质的世界上独抱孤怀。在尼采看来,科学与道德都无法为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关怀,只有艺术,传承了神话的精髓,将人的生存审美化并为人的生存提供永恒、神圣的指引。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有限存在者是神圣存在者吗——与一种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新理解商榷

康德把理性存在者分为具有感性偏好的有限理性存在者和不具有感性偏好的无限理性存在者两类，只有后者才是意志完善的神圣存在者，不存在所谓有限的神圣存在者。但是，在《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一文中，刘作坚持将康德哲学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并将其理解为既具有感性偏好、又具有神圣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刘文坚持机械翻译的“理由”不能成立：它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界定不符合康德对神圣存在者概念的界定，它设想神圣存在者具有感性偏好和追求幸福，违背了康德关于神圣存在者的基本思想；它降低了神圣存在者的标准，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找出的相应对象达不到神圣存在者高度；它误以为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是为了表明“偏好不是德性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意图在于表明天使、上帝这类神圣存在者所具有的伦理学，是超出人的德性论的道德论。刘文对endliche heilige Wesen的译解存在无法摆脱的困难，只有将其译为“终极的神圣的存在者”，认识到该概念特指天使和上帝这类“精神存在者”，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