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领域的嬗变与有限建构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从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提及和关注到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史追溯,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公共领域的孕育到嬗变,从社会转型中对公共领域的呼唤到网络社会崛起中公共领域的有限建构,公共领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渐进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网络公共领域治理

对于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是当下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相对于传统意义的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由于其虚拟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征,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给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前所未遇的挑战与机遇,一些异化失序现象也不断冲击着社会底线。面对复杂局面,提出了更新观念、引导价值认同、创新执政方式、完善法律法规的建议,力求实现管理创新,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     

从管理到治理——近十年来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正式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界定,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原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对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剖析。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监督研究——以“余姚官员让人背”事件为例

社会的进步和媒介的发展使网络在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众通过网络论坛、网络媒体报道、微博等不同形式关注并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逐渐形成虚拟的社会组织。这种虚拟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和活跃度的上升,一方面凸显出网络公共领域的壮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网络舆论混乱的问题,为此,对网络公共领域的监督就变的尤为重要。本文以“余姚官员让人背”事件为例,探讨网络公共领域形成机制,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正确监督。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理论思考

作为对特定时空和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共同体的调控,社会管理必须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今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以及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致使中国进入社会问题多发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体制因而需要以理念改革与创新为先导和指针,以社会管理统筹协调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及社会矛盾发现化解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为两大入手点,实现全面的改革与创新。     

《申报》叙事中的“江亚轮沉没”

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民众因战事推移与政局变动而搬迁之现象已不为罕见。是年12月3日晚,在淮海战役所引发的南迁大潮中,自沪驶甬的江亚轮超载负荷,行至吴淞口突然爆炸沉没,死伤乘客甚多,社会反响剧烈。惨案发生后,作为公共领域构成的《申报》和旅沪同乡会分别从舆论话语和参与实践层面发挥对政府当局的监督、约束和规范之作用,推动善后处理进程。然而事件终因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不了了之,公共领域的效力亦自行消解。管窥江亚轮事件可见,国共内战非常时期公共领域的样态表征与政府权力的制衡效力,以及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缠绕。     

“网络事件”生成的时代因素探析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公共领域是人们自由表达意见、自由开展对话的公共空间。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得以重新建构。它不仅成为大众参政、议政的平台，而且，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新型公共领域逐渐演变成为网民宣泄情感的工具和自由狂欢的舞台。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     

公共领域的社会信息演进

信息是数字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掌握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演进规律是促进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借助丹尼尔·贝尔对社会类型的划分,可以从社会类型变迁的角度分析公共领域中不同类型的社会信息及其与公共领域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信息可划分为控制型信息、专业型信息与共享型信息三类：前工业社会中的控制型信息是统治型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中的专业型信息与管理型社会相互调适;后工业社会中的共享型信息不仅提供了社会公共行政“完全理性”的可能,也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重新思考现代社会公共领域中社会信息的规制问题,建构统一标准的数据平台、进行数据开放,增加信息作为“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以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从"善治"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善治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从善治视角审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进步意义及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应以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国家观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从善治视域探寻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路径。     

治理时代：政府改革的新挑战

理解治理时代是准确把握政府改革方向的首要条件。现有对治理时代的研究较零散,尚缺乏系统性。治理时代的称谓与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密切相关,是由工业社会以政府为中心、控制导向的“管理模式”向后工业社会合作治理为主流的“治理模式”的转变。治理时代是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状态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治理时代意味着新型的治理结构、新型的主体间关系、新的公共行动机制,以及新的愿景和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也必然要求政府的角色、能力、存在样态和运行方式做出新的调整。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风险社会生成中的异化问题

工业社会中的所有异化都始于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工作与生活的分离导致了领域分化,进而带来了人的碎片化。社会治理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构成了专门的领域,其对社会所实施的是无所不在的控制。这种控制进一步加速了人的异化和整个社会的异化。异化在形式上有诸多表现,异化的具体原因也是多样的。其中,社会的形式化、结构化,技术的广泛介入以及人的行动的模式化,既是异化的表现也是异化的原因。在风险社会生成的过程中,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迹象,而且首先表现为工作与生活的融合。于此之中,可以看到人的完整性的回归。这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