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太平天国壁画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是近代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也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讨孔批孔运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于一八六○年大破清军主力“江南大营”,随即乘胜攻下了苏州、常州等地。一八六一年三月,太平军又在安徽婺源、甲路镇打败了左宗棠的反动军队,并于五月由江西玉山经白沙关入浙,受到浙江人民的热烈拥戴,连克金华、     

江南丘陵区循环农业的模式、途径与技术

循环农业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江南丘陵区是我国重要农业区,发展循环农业既有优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又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农田内循环、“五业”（农、林、牧、副、渔）间循环、城乡间循环等3个层次,对江南丘陵区循环农业的主要模式、途径与技术进行了简要分析,为推进南方有关省、区、市循环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郭道甫早期的民族自救活动

郭道甫作为东蒙古地区近现代史中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毕生都在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本文只是论述了郭道甫早期（1918年至1928年），在呼伦贝尔地区从事的民族自救活动．面对日、俄在呼伦贝尔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民族压迫，郭道甫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积极探求民族复兴之路，为提高民族素质，呕心沥血地办学，先后创办了呼伦贝尔私立小学、莫和尔图屯小学和呼伦贝尔蒙旗中学；为富兴民族，孜孜不倦地办实业，创办呼伦贝尔蒙旗合作社等。这时其从事的活动更多地带有改良主义色彩，但随着苏、蒙革命的成功，革命的民族民主思想日渐成为郭道甫所倾心的内容，将呼伦贝尔学生会更名为“呼伦贝尔青年党”，开始走出温和的改良主义的圈子，走出呼伦贝尔，面向全国．     

诗与非诗——中国古代诗学关于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初探

中国古代诗学有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儒家诗学重艺术（诗）的依存性，即重诗与政治、历史、道德等的关系；道家诗学重艺术的独立性，即重艺术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探讨。道家诗学尽管常受压抑，但仍然生生不息，对中国古代诗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既有对峙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正是这种对峙与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诗与非诗的复杂形态     

传统文化“实践因果逻辑”粗述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型实践因果逻辑”，本身就含有“咒术”性格的一面。随着封建集权专制社会的产生，这种“根源伦理”同“帝王专制”、“巫祝咒术”结合，形成了“咒术型实践因果逻辑”，其以冥冥绝对者控制着人生世界，把主体（人）吞没于本体（道、天理）之中，进而又吞没客体（物）的“自我封限”，有隘于社会科学文化的发展，因而“解咒”就提上了日程。“解咒”以西方“言说”理性原则取代中国“感通”理性原则，但又不能割断历史，而是以儒家“仁学”之精华作中介，把传统文化从自我封限中解放出来，开出一个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咒型实践因果逻辑”来     

论岳飞

（一） 十二世纪前期，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这就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反对金朝女真贵族民族压迫、民族掠夺的战争。当时黄河两岸，江淮之间，人民的抗金浪潮，汹涌澎湃。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岳飞的反民族压迫和反投降的斗争，在南宋将领中最坚决、最勇敢。他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长期以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颂。 十二世纪初，我国东北部女真族兴起，他们不堪辽朝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阿骨打的领导下， 进行了反辽的民族战争。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女真族在战争中逐渐强大…     

江南社会史视野中的“农村三部曲”

“农村三部曲”是茅盾将他的江南地域经验和社会政治意识、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社会史兴趣进行有机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三部曲”集中体现了茅盾对经济生活的高度关注,“眼光向下”的分析路径,以及书写“整体的历史”的追求,纵横捭阖地勾勒出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政治、经济、农事、风俗、祭祀、礼仪等多重图景,涉及社会阶层变动、地方权力博弈、底层对统治阶层的反抗等多重政经脉络的演进。作品在贡献出一幅1930年代江南农村和乡镇社会“整体的历史”的缩微图的同时,也打开了现实江南世界的历史纹理和日常褶皱,为现代江南文学的书写和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借鉴和研究路径上的启示。     

闻名遐迩金山寺

雄踞于镇江市区西北。原为扬子江中一个岛屿，由于“大江曲流”，至清光绪末年（1903年）左右与陆地连成一片。金山景点甚多．充满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古人赞为“江南名胜之最”。     

《六朝门阀士族的历史地位》纠误一则

《六朝门阀士族的历史地位》纠误一则孟昭庚先生的《六朝门阀士族的历史地位》一文（载于《六朝史论集》，黄山书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８页），较深入地考察、探讨了六朝门阀士族在开发江南经济、抵御北方落后民族南侵、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诸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本文...     

汉北云梦、屈原赋与屈原在怀朝的被放之地

一、从战国时汉水下游的地理状况看汉北的地望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顷襄王初年又放之“江南之野”（《史记·屈原列传》、王逸《九章序》）。关于江南之野其地，王逸未作具体说明，或以今日江南之地当之。如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     

“求异十六维”与“行为八模式”──柳青人格综论(下)

柳青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地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注意了其文学家的一面，对他作为出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一面却失之未顾，因而不能全面科学地展示其人格本质。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点，以文学、社会学、人格心理学理论为触媒，对这位作家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求异思维（姑且称“求异十六维”）和人格行为模式（姑且称“行为八模式”）作以较为详尽的探讨，以企勾勒出他的完整的人格形象。     

后金融危机时代“民工荒”问题的哲学思考

“民工荒”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企业、社会长期博弈的结果,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工荒“,既看到它倒逼企业升级、凸显民工权益的积极一面,又要看到它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消极一面。“民工荒”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根本性地解决“民工荒”问题任重而道远。     

近代无锡茧市的形成及其影响

近代无锡茧市的形成及其影响张远鹏江南无锡，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布码头”，也是全国闻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本世纪二十年代，又成为全国最大的蚕茧贸易中心（茧市）之一。无锡本非蚕桑之区，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大规模地植桑饲蚕。它是怎样在短短的６０年中形成...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

杨万里一生共有诗集九部，这些诗集先后作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之间，依次体现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对各诗集的创作时间做具体考证，可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

学校创建于1950年，为国家重点学校，是上海首批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特色示范校，隶属于“中华民族工业摇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七十多年的办学历史，使学校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年成型、二年成人、三年成才”的育人模式和校企一体、工学交替、产教融合的教学模式。学校目前有在校学生近3000名。     

张作霖时期东北与俄苏关系述略

张作霖与俄（苏）的外交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之上的，二者不可能冲突大大；但张作霖与俄（苏）关系又存在着相斗争的一面，二者不可能真正诚意合作。俄（苏）一直对中东路问题抓住不放，对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权益构成了严重危害，加之，张作霖对俄（苏）共产主义的仇视，使其在利用俄（苏）的同时，又采取抗俄（苏）反赤的政策。总体说来，张作霖在对俄（苏）外交上是“无所屈挠”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江南文化诗学研究笔谈

刘士林认为,对以务实著称的中国民族来说,由于持续的文化压抑因而它的审美机能是严重匮乏的。在充满苦难、又在苦难中产生出巨大生命热情的江南轴心期,才使得中国民族的审美意识从沉重的政治伦理异化中解脱出来。以礼乐政治为中心的“北国诗性文化”,只能看作是一个自身特征尚不明晰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朱逸宁认为,自 8世纪起,中国的文化中心南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南文化为代表的诗性精神获得了说话的机会,并由此成为中国民族二元精神中的一极。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晚唐和五代时期的文艺活动。李正爱认为,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以及不同主体所采取的生活态度不同,江南民族和北方民族产生了本质的不同。北方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 -伦理为其生活理念模式,建立在鱼稻文化基础之上的江南则选择了审美-诗性作为它的生活理念模式。这种有着江南特色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形成了具有独特江南文化气息的一种审美-诗性文化。刘铁军认为,在远离政治中心、疏离国家权力中心的乡村宗族组织中,乡绅成为中国乡村的知识占有者与权威阶层。他们既有公众话语遵循道德伦理的一面,又有私人话语追求精神自由审美的一面。这种有道德伦理与精神自由追求的乡绅话语直接表现在他们的治家文化中。     

卷首语

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本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专栏中，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王希恩研究员重拾这一话题，深入细致地剖析了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因素对民族问题不同的影响方式，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新形势下阶级斗争在民族问题上的表现形式；同时还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民族压迫”等重要话题做了深刻的分析。金炳镐教授着眼于民族发展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从理论角度对民族发展规律作了全面阐述，提出民族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演进的质和…     

转“误”为“悟”

《一面五星红旗》（义教课标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公开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学生认真地默读，听课的老师仔细地记录着。“老师，老师。”一两个嫩嫩的声音忽然划破寂静，声音虽小却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明清时期畲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当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有的认为,历史上虽然存在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经常制造矛盾和民族隔阂,但从总的方面看,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相互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的不断密切和相互影响。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关系代替民族关系,过份强调民族矛盾和斗争的一面。现仅就明清时期畲汉两族人民关系的具体事实说明这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