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原因的再分析

本文重新分析了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对传统的"暴政说"或"专制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秦王朝的速亡,是由于复国势力的普遍存在,增加了反秦阵营的实力;对边疆的大量用兵,削弱了对内镇压的力量;浩繁的工程建设,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极度危机,而这一切又是建立新体制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闾左”为“里佐”说

《史记·陈涉世家》记述:“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以陈胜吴广为首的戍卒九百人首义大泽乡,天下云合响应,终于推倒了秦王朝的统治。汉代人总结秦亡的原因,多将“发闾左之戍”与“收泰半之赋”并称。于是,“闾左”的意义,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題,尤共对于秦末历史的认识至为关键。然而对“闾左”的认识,历来存在着分歧。     

陈涉起义和六国的复国斗争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陈涉、吴广领导戍卒七百人在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抗秦政权残暴统治的烽火,掀起了推翻秦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映了中国农民不畏强暴、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精神,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的伟大斗争。这是史学界众所公认的事实。在两千年前司马迁充分肯定他的功绩说:“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为狱等状四种》中的“吏议”与“邦亡”

整理者认为《为狱等状四种》中“吏议”的主体为县吏,然县吏似无权参与案件的审判,而直接听命于郡守的都吏是有断狱和向廷尉奏谳的权力的,故“吏议”之主体当为都吏。一般认为“邦亡”指逃出国境,然从《癸、琐相移谋购案》可知秦人逃亡到南郡被定为“邦亡”罪,而案发时南郡早已划入秦版图之中,故知“邦亡”当为逃离秦故地,而非逃离国境。“邦亡”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秦国特有的称谓,秦统一后该词未见于文献之中。     

浅谈秦朝灭亡的原因

秦国在历经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动荡与混乱之后拔地而起，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其统治。然而，如此强大的帝国却在二世就亡国。究其速亡的原因，历代学者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来分析。秦亡固然受到这些因素的直接作用，然而，缺乏文化上的探讨，使“秦亡论”显得较单薄。本文从文化、地域、心理认同方面来探讨秦的灭亡，认为秦靠法家“霸道”兴国，以至于统一六国。然而，统一之后，其制度没有按照韩非子所说的“世变则事变，事变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去实行，仍然实行其强权制度，并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扭曲了法家的本源思想。这些制度抑制了多元文化的发展，限制了国人，尤其是士人的自由，没有受到中原以及关东人士的认同，遭到反抗，以至于亡国。     

两汉在西域屯田论述

屯田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对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中央政权大规模地“移民实边”始于西汉,历代相袭不断,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史称所谓“汉承秦制”是指西汉初期执行秦的政治制度.其实,西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完善和发展了秦制.秦在边疆政策上,主要是单纯戍守,结果糜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破坏了社会经济,使人民无以为生,成为导致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致二世而亡.汉朝政府则总结了秦朝速亡的教训,采取且戍且屯政策,使得两汉不但能在     

从权宜之计到立国之策——刘邦分封思想研究

对刘邦分封思想的探讨,一直是秦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分析现存史料可以看出,刘邦的分封思想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楚汉战争中对异姓王的分封为前一个阶段,(分封秦统一前的六国之后的设想尚未出台就被张良制止)建朝后对宗室的封王为后一个阶段;前者完全是一种服务于军事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者则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定下的立国之策。前后两次分封的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一秦王朝二世而亡后,出现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政治格局。“裂地而王”成为当     

“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秦代人口流失现象

秦崛起与扩张进程中，在占有土地的同时，亦逐步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徕民”政策的施行，促使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秦国愈益强大。秦实现统一之后，在所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的形势下，由于行政方面的问题，民人脱离政府控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社会人口“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等情形的普遍出现，可以看作秦王朝行政控制力严重削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秦代人口流失，应当与秦短促而亡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     

浅论西汉的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一个传统政策。不论王朝时间的长短国力强弱、皇帝的作用大小,都把重农抑商政策作为治国之道。在历史上,西汉时期抑商的政策显著,作用很大,并对后世影响较深远。西汉为什么要抑商汉初,由于秦王朝对农民战争的残酷镇压和楚汉相争带来灾难,百姓大量死亡或大部逃匿,史载;“人相食,死者过半”曲逆城“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天子不能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社会经济凋蔽的现实,汉代统治者不得不“承敝易变”,革除秦汉暴政,代之以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也实行重本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天下统一,道路畅通,关梁山泽之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观 ,时而德治、法治独行 ,时而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 ,至春秋战国时期 ,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 ,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由于儒家的“德治”主张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未被诸侯采用 ;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却受到各诸侯国尤其是秦王朝的欢迎。然因秦王朝独任“法治” ,结果却二世而亡。故汉武帝以后 ,“德法并举”便成为历代治国方略的主流。     

从齐鲁文化角度看山东民间剪纸

齐鲁文化是指以先秦齐国和鲁国的文化为主体,以秦统一后齐地与鲁地的文化风习为余绪的地域性传统文化.山东民间剪纸作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发展和流传的过程中,已经深深烙上了齐鲁文化的印痕.本文从山东民间剪纸所体现的齐鲁文化内涵人手,分析了山东剪纸的共性特点与各自的区域性特点,进而剖析齐鲁文化作为文化背景给予山东民间剪纸的综合影响,强调从文化角度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观照民问艺术.     

论《大唐秦王词话》的空间叙事结构——兼与三礼之关系

《大唐秦王词话》重视空间叙事的展开,相对忽视时间的具体化,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突出了作为大唐国都的长安城的绝对政治地位,而且在叙事过程中采取“总叙——分叙”的叙事策略,这与三礼叙事以“惟王建国”为绝对中心引领全书间架、层层分级、从总到分的叙事程序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叙事结构体现了作者尤其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修订者在对《大唐秦王词话》斟酌损益过程中的别具匠心。     

秦文学简论

秦族很早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由于长期处于边地 ,发展过程又深受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而且在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时期 ,实行了“以吏为师”、“燔灭文章”的文化专制政策 ,因此 ,一般认为“秦世不文”而对其文学尚没有足够的重视。秦能很快由地处边陲的小国发展而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封建帝国 ,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影响非常深远。随着秦这一民族的发展 ,追溯其文学源流、特征 ,认识其文学的全貌是非常必要的。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从秦简看战国晚期秦国农业生产的技术选择

战国晚期秦国初步完善了以精耕细作、防旱保墒为中心的农业技术.但出土秦简与相关资料反映当时泰国农业的发展仍主要通过农田面积的扩展来实现,秦政府着力推广的主要是铁农具、牛耕等能够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并不能认为这一期间集约化技术的采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析云梦竹简中所见秦的“农本”思想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内容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及文字。其中有不少简文记述了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农业生产情况,这一阶段的秦律详细记录了秦国农业生产黄金时期的具体规定,它为我们研究秦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发现了许多规范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律文。云梦竹简中的这些律文对秦的谷物种植、土地管理、耕牛与铁器的使用、劳动力的配给和水利设施保障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农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秦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条文,结合农本思想的内涵,发掘在粮食生产环节上秦律是如何起到了保障作用,体现出农本思想的重要性,并最终奠定了秦国强大的物质基础。     

从《史记＆#183;李斯列传》看法家在秦的接受

先秦法家思想是战国时期秦国和统一后的秦王朝的主导政治思想,但是关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及秦王朝的具体实践和影响的文献并不是很多.《史记＆#183;李斯列传》正弥补了这一缺憾.文章通过《史记＆#183;李斯列传》分析李斯、赵高、秦二世对法家思想的接受,进而探讨法家思想在秦国和秦王朝的政治运作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史记》所见秦朝疆域四至考论

关于秦朝疆域四至,司马迁和秦朝的琅邪刻石各自给出了一个说法,然揆诸史实,司马迁的始皇26年的四至实为始皇33年的四至。而琅邪刻石四至中的西、北二至直到秦朝灭亡也没有达到。司马迁的四至说显然属于误书,而琅邪刻石四至说既可视为秦人在故意夸大自己的功业,又可视为其意在表达一定要在南北用兵的决心。     

秦代文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析了秦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认为秦代历史短暂,文化底子较薄,特别是秦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是秦代文坛寂寞的主要原因。作者同时又从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中挖掘出秦代文学的具体成就,指出秦代文学有其特色,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各种文学形式在不同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实事求是地总结秦代文学的成就及其成因,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论南越王赵佗

西汉南越王赵佗,是河北历史上最早走向岭南、并建立政权的政治家。他于秦始皇时代率军南下平定杨越,之后任龙川县令。秦失朝纲、群雄逐鹿中原之际,他审时度势,腾骧而起,以南越武王雄冠百越。不仅在汉代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成功扮演了一个智慧的角色,而且和集百越,俯身开拓,扎根岭南,建邦立国,在岭南大地矗立起一座不朽丰碑,成为河北永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