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悲剧的压抑和抗争——姜贻斌小说论

姜贻斌小说的独特意义在于在叙事的智慧中巧妙地注目于人类生存状态 ,对中国人灵魂的蜕变和超越进行了持久而耐心的表达。姜贻斌在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小人物”形象系列 ,这在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论余华小说的人道主义精神简

余华的小说创作，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描摹了幻觉世界，后一阶段主要描绘了现实世界。其幻觉世界“从叙事策略上看，比较注重技术性”，作家想表现的“那些人性的暴力、罪恶、丑陋，往往都是用一种强悍的语言去表述，包括设置一些紧张的情节啦，动用一种冷静的叙事话语啦，血腥气很浓，很残酷”；     

战争中的人文关怀——谈巴金和他的《废园外》

抗战文学把激励民众投身抗战的使命推向了极致,通过文学形式使个人情感服从和服务于民族情感,作家习惯于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叙事。巴金的抗战文学却超越民族和政治的视角,从人性和人道的角度,表现不义战争的残酷和丑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更大的反思性。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论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美学的边缘化

汪曾祺所追求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美学思想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现代文学中注定是一个边缘性的存在。即使进入新时期,政治与文学的蜜月期也让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瘼的作家以牺牲文学的启蒙的审美一维而获得了启蒙的文学的功利性的轰动效应,但他的秉性气质、生活阅历都决定了他的超功利性的审美叙事风格与主流文坛的格格不入。到了文学与政治分离回归文学本体的九十年代,失去了对文学的敬畏和职业操守的新新作家在与钱共舞的欲望泥淖中将文学打扮成码字儿的职业,嗜短篇小说如命而且宣称自己只会写短篇小说不知长篇小说为何物的汪曾祺也只能在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的无名时代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位置了,这种边缘化的叙事美学风格在叙事题材的边缘化、叙事观念的边缘化、叙事风格的边缘化等方面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体制外作家的叙事空间和困境

新生代作家创作成就的取得,与其中很多作家的体制外创作身份是分不开的.体制外创作使新生代作家直面市场,文学的自主性和叙事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是市场机制和既存的文学体制,也是新生代作家自由书写所面临的困境.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书写疗愈对比探究 ——以福克纳和赵健秀的作品为例

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高度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民族性和群体的身份属性又赋予南方人和华人自身创伤的特殊性,使两者有较强的对比.福克纳与赵健秀分属美国两个不同族群的作家,书写"创伤"的创作立场大相径庭.因此,借用创伤理论探析二者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进而研究美国南方文学与华裔文学创伤叙事中作家不同的书写立场产生的不同创伤修复效果,为寻求最佳的书写疗愈方式提供研究参考.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论《灵旗》的新历史书写

新历史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平民化立场的私人叙事,乔良1986年发表的小说《灵旗》明显突破了"十七年"以来文学历史话语的正史意识,历史进步论观念引导下的战争的合理性受到了人文主义的严峻挑战。《灵旗》充分运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在回忆中使现实和历史交叉闪现,偏重意识流和幻觉化的叙述使得这里叙述的历史成为主观化的个人史、民间史,由此对最一般的人性、人的生命力进行体察和展现,从捍卫人生价值的视角去思考战争的本质。     

叙事文本中异性人物的审美品格

写人是叙事文学创作的核心,人物是叙事作家成就的标志。本文选取叙事文本中特殊人物类型———与其创作者性别相异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剖析叙事文本中异性人物的特殊审美品格,以期探索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心理世界的奥秘。补偿心理与情感显现作为叙事文本的重要人物,众多的与作家同性别者可被确定为作家的自传性人物或包含作家深刻的理性思考印记的人物,这一方面源于作家对于现实与人性深切的自我体验,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独特审美力与表现力的艺术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家大都是文学世界的“同性恋者”。但也有一些“异性恋”的文学事…     

论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

30年代名家历史小说具有不同的叙事纬度与叙事模式,作家的叙事指向决定了其叙事纬度,其叙事模式又与叙事纬度相适应。作家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是重构象征秩序的表现之一种。在这些名家历史小说中,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典型显现。     

从叙事策略看民间文学与现当代作家文学的关系

作家文学引领了文学主潮流。蕴含着民间文化深厚底蕴的民间文学被作家文学吸收利用,彰显了民间文学的现代性。从叙事立场、叙事动机、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及叙事想象五个方面,深度挖掘民间文学及其所蕴含的民间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助于当代文学创作。     

台湾当代文学离散叙事的审美追求

台湾当代文学的离散叙事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其涉及的作家多,作品丰富。在离散文学中因离散而产生的时空乡愁和文化乡愁,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多维度、多样态的艺术呈现。离散叙事比乡愁言说的范围更广,内涵更丰富。温情和悲情交织的美感在诗歌散文中表达得最细腻精致,最酣畅淋漓,这也是大多数乡愁作家的审美追求。文章还探讨了部分离散小说今不如昔的叙事模式形成的因素,并肯定了诗人洛夫"天涯美学"对离散叙事的理论贡献。     

文学写作观转型与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

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与消解 ,拒绝提供“精神镜像” ,摆脱文学由来已久的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理想 ,直逼形而下 ,认同世俗 ,放逐欲望 ,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 ,已构成了近年来文学写作观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虽然有其过激和消沉之处 ,但其把文学从本质叙事的玄虚格局中重新归位于普通百姓的生存本真 ,还文学以久违了的民间色彩和大众色彩 ,使新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 ,贴近民间 ,贴近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结构中 ,保持文学与历史对话 ,与现实对话 ,这成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新生代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 ,应该说是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新的奠基。     

中国乡土及乡土经验的文学叙事——以贾平凹、莫言乡土叙事为例

乡土及其乡土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叙事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资源,亦构成当代文学叙事最为重要的内容。贾平凹、莫言等"50后""60后"作家,在承继现当代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不仅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将中国的乡土叙事,在积极吸纳传统和世界文学艺术对话中,推向了一个新境地,开创并建构起新乡土叙事,使其具有了世界性的品性。在比较的视域下,以贾平凹、莫言为具体对象,从故乡建构的审美空间、审美情感文化精神与审美艺术维度等方面,探析其于乡土叙事上的贡献,从而凸显出当代新乡土叙事的实绩与理路。     

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当前"底层写作"和"苦难书写"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时,本文尝试以"苦难"书写为视点透视近年来作家的写作立场,反省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何种苦难境遇、如何去讲述苦难、面对苦难作家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考察这样的一些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不仅能提示文学如何观照当下生活,而且期待通过对苦难叙事的历史流变的梳理,透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格.     

雌雄同体: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

雌雄同体是一种艺术想象,它涉及到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们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过的重要思路。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是女性文学在２０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但我认为,性别之于文学的意义还需从艺术技巧,从叙事的层面来加以考虑。本文探讨了一位香港男性作家有影响的作品,意在说明,性别在叙事中,是可以选择的一种立场,它会带来与此立场相关的另类想象。而作为作家,无论男女,正需承接某种异己的身份,并将异性的素质纳入自身。这对９０年代中国的女性写作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从早期的英国小说《奥兰朵》,到今天的香港小说《双身》,都为此双性写作积累了有意义的经验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