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与鲍罗廷

本文根据20年代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这一历史史实,从多角度展示了张太雷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之间深厚的同志情谊,展示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为中国革命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     

两份建党时期重要文献的研究

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和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建党时期的两份重要文献。但它们在内容上是基本雷同的。本文通过详细的对比和分析，考证瞿秋白的文章应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辑录而成，张太雷的报告可以说是第一份党史文献。     

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在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成绩最为突出。1923年1月陈独秀着手筹备党的三大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4月底,毛泽东到达上海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6月上旬,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参加了中共三大。此次会议对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转变。大会选举新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这意味着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陈独秀未出席中共“一大”原因新探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共计15人。为党的成立及党的其他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陈独秀却没有参加这次大会。结合已有史料,对陈独秀未参加中共＂一大＂原因分析如下：一、直接原因：公务繁忙;二、心理原因：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有意见;三、根本原因：对中共＂一大＂会议不重视;四、社会因素原因：回上海参加＂一大＂有一定危险性;五、权力因素原因：他不愿意放弃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     

张太雷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未来趋向

张太雷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文章回顾了90多年来公开发表的张太雷研究文献,综论其研究历史、现状和代表性成果,简要讨论了该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认为张太雷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自发、20世纪80年代的自觉、90年代的突破和新世纪的繁荣4个阶段。要实现张太雷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掘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建设新队伍,着力从张太雷与革命文化传承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为当代中国提供思想资源。     

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其主观原因而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应负主要责任。但笔者觉得,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党,那么陈独秀等应负主要责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绝对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正确回答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必须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考虑,必须对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及其给予中国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基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文献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早期民族政策,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苏联的建国经验,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任务,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建党初期的中共民族政策有着深刻的苏俄印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建党以及革命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政策的指导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相关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执行过程中也有多次中国化的努力与尝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累积和累进过程,经由上述所有这些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深切认识到“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延安时代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提供了基础和铺垫。本文基于共产国际和党的历史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思想与实践探析

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活动是张太雷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天津是张太雷革命生涯的摇篮。厘清张太雷在天津的学业和社会活动,分析张太雷在天津的革命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脉胳,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张太雷一生革命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在天津的5年时光里,张太雷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而且关注社会政治,注重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培养和锻炼了卓越的组织和宣传才能。同期,张太雷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一个爱国青年向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转变,并在天津及周边地区积极从事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等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     

张太雷早期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

张太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为我党早期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特别是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

文章考察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对策,指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对策有着紧密的关系,共产国际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赵世炎与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

赵世炎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 ,于 192 0年 5月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 ,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实际开展了留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赵世炎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付出了大量心血 ,并当选为旅欧共青团和中共旅欧支部法国组的第一任负责人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陈独秀教育思想探析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 ,还是一位教育家。不论在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还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 ,陈独秀对教育的本质、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密接、教育的发展方向等方面都作了积极的探索 ,对中国教育的理论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西方民主的话语是怎样抛弃的?--解读创党必然性的一条认识线索

20世纪初的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探寻民族振兴之路的先进知识分子,以陈独秀为代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并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于恶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的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引发了先辈们对西方民主的怀疑.经过五四战斗洗礼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获得了精神的利器,从工人阶级的奋斗中得到了物质的力量,转而抛弃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选择社会主义民主道路.抓住这条认识线索,把握陈独秀等人在思想理论上的逻辑发展,是解读创党必然性的一把钥匙.     

共产国际与“二次革命论”

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陈独秀在无奈地接受了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政策之后,不得不同意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与国民党的排挤之下,陈独秀才发表了所谓的具有"二次革命论"倾向的文章."二次革命论"中所表露的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及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的放弃,恰恰来自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 ,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 ,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     

雅洁豪放 胎息亦厚 陈独秀诗作管窥

陈独 秀是 中 共创 始 人,是 杰 出的 思想 大 师,也是 一位 杰出 的 诗人 。 陈独 秀以 诗歌 为 武器 ,真 实地 反 映了 他所 处 的年 代,忠实 地 记录 了自 己的 主 要斗 争 经历 ,真 实地 塑造 了 个人 的形 象 ,演 绎着 他的 行事 、奋 斗 和情 感。既为 后人 研 究中 国 近现 代史 、中共党 史 提供 了一 定程 度 的历 史 参考 ;也 形成 了自 己 广采 众长 、法 古 不泥 、转 益多 师、厚积 薄 发、勇 于 创新 的独 特 诗风 。     

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言说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给予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以很高的评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为了否定南京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对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予以全盘否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又赞扬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陈独秀与武汉

五四时期,从对武汉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思想影响,到直接指导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武汉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陈独秀争取对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则是执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宣传抗战思想的言行,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是一位保持了晚节的政治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