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影响和会通的前提——托尔斯泰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背景研究

对于托尔斯泰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恰恰不能从他直接接触中国诸子学说开始,而首先要从"接受前史"的研究、从复杂的接受背景研究开始.应该直溯托尔斯泰赖以接受和会通中国文化思想的根源和基础--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东方性精神因素,从而通观托尔斯泰极为个性化的从向西转而向东的整个精神求索过程.托尔斯泰一步步走近、进而得以接受、会通中国文化思想的过程,反映着各国文化思想之间接受和会通的普遍性规律.     

关于朱熹与宗教及其他——对任继愈同志关于“儒教”问题的几点浅见

任继愈同志几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和批判儒教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的圣人"、"具有高度尊严的教主"、"高贵的素王"的孔子及其学说.作者认为:儒家是宗教;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宗教思想.并曾多次指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又说:"朱熹的思想属于宗教,他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宗教体系服务的."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没有经历西方那样的产业革命,所以"哲学没有条件从宗教中分离出来,……这就造成中国封建时代     

孟子政治伦理观初探

一孟子作为儒家的杰出代表,其思想博大精深.在孟子学说中,伦理思想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既有对当时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的伦理要求的阐释,又有对封建统治阶级君臣之道的概括;既提出为政者具体的行为规范、准则,又论述了为政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在孟子学说中,伦理思想与政治思想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其"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中心又是提倡"王道"反对"霸道",以"仁义"为为政之本,立国之本.因而,仁     

论梁武帝的"神明"观及其佛性思想

萧衍立国后组织辩论,驳斥范缜的《神灭论》,并写下《立神明成佛义记》,阐述其佛性义.他坚持"神不灭"论,引儒家祭祀以重孝道进行说教,且从佛教义理的角度展开论证,将佛性问题引入心性研究.萧衍的"神明"观及其佛性思想具有融合儒释的鲜明特色,从中既可了解南朝士人对涅槃学说的接受情况,又可追踪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细节.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与异化概念

<正> 前一段时间,在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一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期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很显然,作者认为:(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从异化、特别是劳动异化思想"发展"而来的;(二)马克思后期没抛弃异化概念的事实可以证明他这种看法.马克思是怎样创立了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呢?能否说这一学说是从劳动异化思想"发展"而来?马克思后期没抛弃异化概念,这能够证明剩余价值学说是从异化"发展"来的吗?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论《乌托邦》的宗教宽容

16世纪英国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托马斯·摩尔在他的不朽之作<鸟托邦>中提出了宗教宽容的思想.宗教宽容思想的提出是人文主义者摩尔探索宗教真理的结果.反映了摩尔希望在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的愿望,是摩尔天主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     

重思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与评价

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论,虽然比较少,但值得重视.《船山全书》中存有王夫之对天主教的评价,他与天主教的接触也值得考察.王夫之对天主教的理解,虽没有现代人理解得深入和准确,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儒家文明与天主教的根本差别,并就此展开辨析.在明清之际,儒学的一个发展方向是加强经典中"天""帝"的人格化解释,以会通或应对天主教.但王夫之却进一步发展理学,基于理学的立场,来应对天主教义的挑战.由此,他以"理一分殊"来解读张载的《乾称篇》,熔程朱张载为一炉,对于儒家的宗教向度和伦理特色,都有深刻的揭示.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柏拉图文类理论研究

柏拉图以其灵魂学说中的迷狂说为标准,认为“神智清醒的诗”不如“迷狂的诗”;依据理念说判定“真故事”高于“假故事”.他从模仿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出发,认为模仿和叙述对立,作为模仿或叙述这两种单纯体裁,分别体现为戏剧和抒情诗两大文类,而模仿兼叙述的混合体裁则体现为包括史诗在内的叙事诗文类,由此发明了著名的西方文类“三分法”;另一方面,他又基于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说,提出一切文学艺术皆是虚假的模仿,远离理念.柏拉图以理想国的政治学说为基础,提出悲剧位于众多文类等级之巅;以正义说作为文类偏长思想的深层的理论基石.柏拉图虽注意到悲剧和喜剧在美感特征上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类在审美接受中的主体差异性特征,但仍倾向于坚持文类之间的清晰界限.总之,奉哲学为最高级文章的柏拉图,坚持立足自身的理念说、灵魂学说、政治学说等理论解说和推演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诗学思想.     

儒耶互动的诠释

杨廷筠作为第一代天主教的中国皈信者,在对基督教重要观念的理解上,既与其传教士老师如利玛窦有相同.又有不同.不同在于他的独特的儒耶互动方式.具体体现于他对天主观念、理气观念及"天命之谓性"命题的诠释上.     

勒维纳斯与他者伦理学

他者(autre/other)问题为上个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埃曼纽尔·勒维纳斯思想的核心.勒维纳斯凭借深厚的现象学功底,又从犹太思想找到立言依据,从现象学出发最终又超越了现象学,通过反思现象学的他人学说,形成了对他者问题的独特理解.他的他者其实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他的全部努力就是企图把伦理学确定为第一哲学.     

论西塞罗国家思想的创新之处

西塞罗一直被人们视为缺乏创新的思想家,事实上,他的共和政治思想,尤其是国家观,既继承了希腊的城邦学说,又融贯了斯多葛伦理思想,把这两种原本相互对立矛盾的学说融合在了一起.     

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新文化运动中的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学说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反对迷信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海克尔的学说也曾饱受讥评,其影响也逐渐退出了中国思想界.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学理层面上的不同取向.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借鉴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关于历史借鉴的基本思想,在他对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借鉴中有充分的体现.毛泽东对李自成失败的借鉴,主要是必须进行革命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他开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建立完整的建党学说,创立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为党的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发挥奠基性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扎实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活动,这是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最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简论张载“天亲合一”的和谐思想

张载在本体论上提出了"气"说,认为天人一气,天人同质,打破了天人异质学说中的等级界限。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天人同性的"太虚"说,认为"太虚"是天地和人的精神意识的本原,由此人就具有了天地的健顺之德。他强调人的自我道德修养,并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同时还从生死观方面论述了人心之和谐。     

中印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与异质话语对话中新话语的创生

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以不灭之"神"为生命、轮回及解脱的主体,不仅远离了早期佛教话语"无我"的轮回,也背离了部派佛教话语"假我"的轮回,又偏离了中国传统话语中关于"神"的内涵.然而,正是在远离、背离及偏离中,经由印度佛教话语与中国传统话语两种异质话语的对话,在接受中远离、背离,在继承中偏离、变通,从而建立了既异于印度佛教又异于中国传统的新话语--中国佛教轮回报应学说.     

1898-1905年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多变的,但考察其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却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每一次思想改变,都伴随着学术理论的改变,即他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始终保持着一致性.维新变法时期以及赴日初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由主义是梁启超思想理论的主导,他力主破坏、革命与共和;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反思共和政体并暂时进入理论的迷茫期;1903年在对卢梭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中,接受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的国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国家学说,直接导致他在政治方向上再次回归到改良阵营.     

论卢卡契文艺学的“总体性”方法

匈牙利文艺理家乔治·卢卡契(1885-1971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最早鼓吹文艺学"总体性"的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的区别,不在于它在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动因"论,而在于它的"总体性",在于它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总体性"方法.他非常推崇马克思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历史科学"的观点,非常推崇恩格斯在其晚年的几封信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合力"论解释,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一种综合的学说".他说,只有从这一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