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

摹仿说是西方诗学最根本的思想之一.摹仿论构成了西方美学的主流.然而,在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中存在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即摹仿论是西方诗学传统特有的文化创新.在此学术共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二分法,其结果是衍生了一系列的中西二元对立:西方艺术具有隐喻性、象征性和先验性特性,而中国艺术具有转喻性、字面本意性和内在性特性.文章批判地审视有关摹仿论的对比研究,列举出反对上述被普遍接受观点的种种理由,并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角度考察中国诗学传统中摹仿说与西方传统相关的各个方面,重新确立模仿是跨文化的人类本能,因此艺术摹仿论也是跨越文化传统的普遍性观念;还考察了艺术理念如何在中西表现系统中得以形成、中国诗学摹仿论与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差异以及对该差异的理解会给西方和非西方文学的对比研究带来哪些启发诸问题.     

《张协状元》与古典戏曲美学特征

世界上最早的戏剧是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悲剧,它是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话剧。虽然它也用合唱队进行伴唱,但这种伴唱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而且越来越趋于减弱。后来,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对古希腊悲剧作了重要的理论概括:“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亚里斯多德的这一论述,对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他的概念雄霸了二千余年”。然而,亚氏的这一理论概括并没有囊括中国古典戏曲的特征。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论海日寒诗歌的诗学来源——以《一个人的穿越》《空山集》为例

海日寒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四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的诗风秉承中国古典诗学的传统,兼具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精神,将词与韵,物与境,意与象优美地结合起来,并从历史和现实中建构“自我”的诗。本文围绕《一个人的穿越》《空山集》两部诗集,从中国古典诗学、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三个方面出发探究其诗学来源,并探讨独属于海日寒诗学文化疆域中的艺术魅力。     

温情与超越--论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人学归趋

悲剧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中占据着比史诗更加重要的地位,它继续了“四因说”的一贯立场,将“摹仿”的对象放在现实的人的层面,突出人在实现活动中的丰富性、具体性;从西方早期特别是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上看,它取消了《理想国》对诗人的消极态度,但并没有和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截然对立,它坚持悲剧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推进;亚氏对柏拉图的温情超越实现了人学的归趋,厘清这一层关系对于了解希腊文艺思想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从印度诗学到比较诗学——黄宝生印度学成就之一

黄宝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印度学家,从印度古典诗学研究与翻译到比较诗学研究,他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专著《印度古典诗学》系统地概述了印度古典诗学的源流、体系、重要著作和流派等,对一些术语概念进行了详解和评点,填补了我国印度诗学研究的空白。其译著《梵语诗学论著汇编》汇集了十部最重要的梵语诗学代表作,为我国的印度诗学研究和比较诗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印度诗学与西方诗学、印度诗学与中国诗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体现了打通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诗学体系,探索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共同文心的学术旨趣。     

试论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

试论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杨荣“摹仿”是亚里斯多德《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开篇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的基石─—“摹仿”。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按“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对艺术进行了分...     

论黑格尔的艺术美学系统

<正> 在西方众多的美学著作中,比较著名而又自成系统的可说是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但是,因为亚氏的《诗学》的产生远在美学之父鲍姆嘉通的《美学》之前,所以,是否为纯粹的美学著作,人们还有争论。而黑格尔的《美学》是一个完整丰富、博大精深的美学系统,这倒是美学研究者所公认不讳的。可是,对黑格尔美     

论朝鲜古典诗话理论的东方美学特征

朝鲜古典诗学作为东方艺术的一部分,具有抒情言志的表现说的东方美学特征,这与偏重于再现说的西方美学特征不同,与此相应,比起西方诗学的分析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美学形态,朝鲜古典诗学具有直观性和经验性的经验美学形态.     

悲剧“过错说”释义

《诗学》主要是关于悲剧的学说。朱光潜先生阐发的“过 失说”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但“过失”一词译法并不确切，应改译为“过错”。悲剧“过 错说”是经得起古希腊戏剧舞台检验的。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空间叙事理论探微

本文提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理论是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遗产,评点家把自己的批评眼光落在叙事中的空间意味和空间功能上,关注空间问题,以空间为评点的基础和出发点。本文梳理空间叙事理论概念,对此进行整合与比较辨析。空间叙事与时间叙事共存于文本之中,它们的关系表现为时间的形态化、空间化。古代小说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非常丰富,也非常突出,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遗产清理,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评点的空间叙事理论,与西方重视时间的叙事理论相对话。     

谐剧与政体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的题外话试解

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三章中有一段著名的"题外话",西方古典学界公认,这是《论诗术》中最难释读的段落之一。通过解析这个段落,文章试图表明,亚里士多德《论诗术》讨论的不是文艺理论或美学问题,而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段"题外话"以戏说的方式暗示:作诗有德性高低之分,因为政体有德性高低之分。     

诗术与编故事——亚里士多德《论诗术》题解绎读

亚里士多德的<论诗术>晦涩难读,全文开头一段就是道难题.解读这一段不仅得将其放到全文脉络中,还得参照亚里士多德其余作品,甚至柏拉图的作品,如此获得较完整的视野,从而能从这一段初步理解<论诗术>的修辞、论证及意图:<论诗术>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编织的一个故事,即作诗;并以此教热爱智慧的人如何作诗.     

范围、观念与标准——麦卡拉对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理论的全面质疑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在其《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叙事实体理论,其观点激进,学界对此褒贬不一,麦卡拉是最严厉的批评者。麦卡拉挑战叙事实体理论的适用范围,认为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撰述;质疑叙事观念论的合法性,认为它不足以支撑叙事实体;拷问衡量历史叙事优劣的标准,提出了相关性和可理解性作为客观性的重要补充。     

论《封神演义》的“棋式叙事”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围棋文化＂入手,结合它与象棋文化在文化隐喻上的区别,并从宏观战略策略思想和微观具体战术方面分析《封神演义》的战争叙事彰显了围棋棋法的特点,论述围棋文化与棋法对其的广度与深度影响,指出其叙事法则、内在理路、文化笔法和文化隐喻主要是围棋文化与棋法。同时,也简论了《封神演义》稍稍附带有象棋棋法式的战争叙事。两相结合,综合来看,《封神演义》具有实实在在的＂棋式战争叙事法＂。     

凯南和柯里的"叙述者"理论比较

凯南与柯里都注重作为叙述者的作者在故事叙述中的重要地位,二人都从布斯的理论出发论述叙述者问题。凯南认为叙述者是叙述交流的构成要素,并分析了它的不同层次;柯里提出叙事者是控制者的观点,并通过身份、叙述视角技巧的分析论证了自己的理论。这是他们的相同面。二人的不同面是:凯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是以故事为中心,把作为叙事者的人放在文本结构中来阐释;柯里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则突出了作为叙事者的人,认为人是叙事动物,人是叙事的讲述者和阐释者。     

中国文学早期的口头传播方式与叙事传统

“叙事”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写作“序事”,虽然不特指文学,但它强调的就是顺序,与当代的叙事学理论的某些内涵不谋而和。从文学的发生和传播角度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具有非常丰富的叙事传统,并且以叙事的技巧,包括完整、生动程度,决定了早期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使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经典。     

叙事的图像性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将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文学外部的相关学科。图像与文本的譬喻关系,即叙事的图像性,使文学分析本身得到内部的充实,也为叙事形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叙事的图像性不但体现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也让作为＂形式＂存在的＂书籍＂加入文本进行言说,使丰富文本内涵这一手段成为可能。     

《诗学》与《乐记》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了“摹仿”说,揭示了文艺的起源,并认识到了文艺的功用问题,提出了“净化”说;中国古代《乐记》也探讨了艺术的起源问题,并从儒家诗学功用观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用。《诗学》和《乐记》在很多理论层面都有相通之处,并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