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子》中舜与瞽叟的父子关系——以“亲亲”、“尊尊”为视角

在孟子视域中,被尊为圣贤的舜与其父亲瞽叟的父子关系具有特殊意义,即用以回答父子之亲和君臣之义何者为先的时代伦理问题。咸丘蒙之间和舜＂窃负而逃＂则集中表明了孟子的父恩重于君义。这种父子君臣观上承子思的理论脉络,中间经历长期的历史湮没,后为黄宗羲重新发掘并成为其对君权反思和批判的思想来源,因而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道德意义。     

论礼治的现代转化问题

梳理礼治话语并回顾其现代遭遇 ,呈现礼治现代转化问题的由来、历史及其实质 ,可以看出礼治能否现代转化不是一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转化了的礼治如何与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以及现代法治相衔接。     

司马迁与西汉礼治思想

西汉是昌明礼治的时代,叔孙通始发汉礼仪之嚆矢,经陆贾、贾谊等人的推明,礼遂成为西汉治国方略.到汉武帝一朝,经儒生董仲舒等人的倡导,西汉礼治则完全地移到了儒学的立场.司马迁的礼学观得力于孔子,在明<春秋>大义方面与公羊大师董仲舒有着师承关系.<史记>体现了司马迁以礼治国的思想,其五体排列的深层机制隐含着司马迁礼治思想的表达.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汉初礼治与皇权巩固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化和制度的建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汉初,叔孙通定朝仪和宗庙之礼,凸显皇帝的尊贵;陆贾尚仁义之治,贾谊设计等差有序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皇权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也为"礼治"思想治国方略由理论形态变为现实奠定了基础.     

浅论曾国藩的礼治观

作为学术名家与军政名臣的曾国藩,毕生致力于以礼为中心的学术与治术的贯通。为维护封建统治,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作为治理湘军的原则,形成了他独特的治军思想,并因此而获得政治、军事上的成功。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体现了其深刻的学术洞察力.但是,从礼与法、基层社会与国家,以及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来看,所谓"礼治"并不意味着"无法".而且,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完全自立于王朝法律统治之外,单纯依靠无法之"礼"来维持公共秩序的乡土社会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把传统农村社会的一般特征由"礼治"改为"以礼治为主,礼法兼治",也许更符合历史事实.     

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论五代中央职官的"失职"与"君主专制"

五代中央职官制度虽承唐代,但又具一时之制的特点。三省权力的省外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官失其职"使三省六部出现了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但在效能上,由于失去制约,并没有达到君主专制的预期目的。具体而言:相权与枢密使权力分配失衡,失去权力的制约;重武人,轻文人,失去力量的制约;尚力量,轻纲纪,失去制度的制约。宋初在解决方镇问题的基础上,采取了制约机制,扭转了五代"失制"的局面,形成宋式专制体制,历史真正地走出了方镇时代。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     

古德诺与"洪宪帝制"

基于对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与袁世凯的早期关系及其来华后的一贯思想的分析 ,可以认为古德诺在“洪宪帝制”中起着重要的谋划作用 ,其事后的辩解也无法否认这一史实     

尊孔与袁世凯复辟

辛亥革命后,在社会政治领域除了存在一个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外,还存在一个强大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封建官僚、军阀复辟集团。袁世凯复辟集团将辛亥革命改造为旧式的改朝换代,建立袁记民国,文的一手与武的一手并用。文的一手是打着尊孔的旗号,以“维护传统”和“顺乎国情”为号召,以孔子偶像和孔子思想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领域,尊孔与帝制复辟构成为一个独特而突出的文化与政治互动现象。     

是戏剧还是仪式——论戏剧与仪式的分界

如果以表演作为戏剧的本质特征,仪式与戏剧这两个概念就出现了交叉甚至重叠,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戏剧。对仪式与戏剧关系的把握不能建立在表演形式的相似性上,而应该建立在内容或功能的差异性上。区分仪式与戏剧内容或功能差异的是仪式与戏剧体现的情感,仪式与戏剧情感的差异是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而集体性情感与个体性情感的差异是仪式与艺术的差异,这样,以表演为特征的戏剧实际上就包括作为仪式的戏剧与作为艺术的戏剧。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卷首语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     

“尊君”、“重法”与《管子》的法律思想

尊君是法家的最高政治目标,而重法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有效手段。从尊君与重法这一标准来看,《管子》体现出鲜明的法家色彩,又融合了儒家等学派的学说:坚持尊君,但对民的价值和利益也有所关注;坚持法治,但并没有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在君与法的关系上,《管子》表现出与商、韩法家诸子不同的精神特质。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