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理论、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理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和体系,通过理论分析,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和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是在坚持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基础上,立足贫困现实,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扶贫开发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衔接原则,开发利用贫困地区优势资源,重点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全面提升,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态势和过程。研究认为,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基础,立足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基本前提,着力消除贫困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价值追求,把准核心要素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总体架构。在改革开放推进中逐步形成,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逻辑。而其世界意义在于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东方智慧和"中国方案",促进全球减贫目标的实现。     

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人文素质的提高

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不仅是涉及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问题 ,而且是一个涉及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稳定、安全的战略问题。自国家实施扶贫工程以来 ,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已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民族贫困地区的人文素质成为制约扶贫开发的严重瓶颈 ,因此 ,我们应当大力提高民族贫困地区人文素质 ,以进一步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研究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针对完全或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兜底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相关参与主体基于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整合联动,通过资金筹集、精准识别、保障发放与监督管理等途径保障目标人群的基本生活。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发挥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用,需要继续完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机制设计,健全贫困地区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等。     

中国深度贫困地区小康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979~2020年,是中国小康建设的40年。深度贫困地区小康建设经过四个重要阶段:1979~1992年,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为重要内容的第一次制度创新与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92~2002年,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第二次制度创新、西部大开发与大规模的扶贫攻坚,中国基本上建成小康社会。2002~2012年,通过以社会保障体制等为重要内容的第三次制度创新、新农村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与大规模的综合扶贫,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得以深化。2012~2020年,通过以精准扶贫制度等为重要内容的第四次制度创新与大规模的精准扶贫行动,中国得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度贫困地区小康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一,国家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在扶贫开发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二,国家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进行持续的制度创新,构建全面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三,深度贫困地区要结合当地资源,大力发展大农业、特色产业与二三产业,国家要通过城镇化积极吸收农民工落户;其四,国家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十五年义务教育,这是阻断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方法;其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国家要以信息化引导深度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中国小康建设40年,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有着弥足珍贵的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利用效率实证研究

扶贫开发工作是改善农村贫困地区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扶贫开发资金投入和使用的合理程度对扶贫开发绩效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文中以重庆市为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可变报酬投入导向模型,定量探讨扶贫开发资金的利用效率。结果显示重庆市2001—2008年间各项扶贫开发资金投入方向、投入量虽有波动,资金利用率总体呈现DEA有效。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一、制定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明确扶贫开发的具体帮扶对象;二、坚持开发式扶贫,把解决贫困问题与对贫困地区进行全面开发结合起来;三、坚持政府主导,广泛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四、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五、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科技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     

李长春率团赴桂学习考察时提出今年脱贫奔康要打两大会战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率领的广东省学习考察团,于6月11日至16日对广西的扶贫开发工作进行了学习考察。考察团一致认为,这次广西之行收获很大,深受教育,既学到了广西扶贫开发的好经验,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又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具体措施,进一步增强了对全省贫困地区2003年实现脱贫奔康的目标的决心和信心。广东省学习考察团风尘仆仆,驱车穿过桂西北贫困地区的大石山区,途经七个地市,重点考察了百色、河池两个贫困地区,行程1000多公里。并一连两晚召开全体会议开展学习和讨论。在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李长春对广东下一步的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李长春强调:第一,要宣传好学习好广西扶贫开发的经验,进一步提     

再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

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是马列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毛泽东思想民族观和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成绩巨大,经验丰富。在新世纪之初,我们要继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基础。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创建

目前,我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存在的返贫现象较为严重并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政府扶贫资金在使用管理上存在缺陷,扶贫开发主体多元化不够等问题.笔者分析了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研究返贫现象发生的规律,建立遏制返贫的保障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自我积累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创新扶贫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在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前提下,创新社会力量动员和农户参与机制等对策.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索及发展建议——以衡阳市为例

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已成为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环节,组织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有利于建立贫困地区整体脱贫的长效机制。文章结合湖南省衡阳市市情及贫困现状,以该市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实践作为切入点,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角度阐述了企业作为精准扶贫主体来优化扶贫治理结构的必要性,并针对衡阳市现有的一些扶贫开发模式,提出了企业带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经验参考。     

对贫困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贫困地区建设是推进我国区域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影响和制约该区域和谐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基础薄弱、经济脆弱、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贫困地区必须紧紧抓住国家扶贫开发的机遇,立足实际,制定和创造有利于贫困农民发展的政策环境,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共同发展。     

论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开发——以喀什市为例

反贫困战略在帮助贫困群体化、解贫困风险和顺利摆脱贫困循环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喀什市作为新疆的贫困市之一,反贫困战略的抉择必将是喀什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喀什市处于经济大开发的关键时期,但是,它仍然面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新贫困群体不断涌现等问题的挑战。随着国家对该地的大力扶持,当地政府结合地区特点,使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利用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采取项目扶贫、社会扶贫、能力扶贫等综合性扶贫等措施,使喀什市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效,为喀什市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喀什市当前扶贫开发进程中仍然存在忽视扶贫对象的需求和主动参与性,以及过于强调开放式扶贫等问题,从而使扶贫开发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喀什市反贫困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和长远健康发展。     

运用“参与式”方法破解扶贫开发与环境保护的难题——以四川省小金县为例

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是困绕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西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是我国最早开展扶贫开发项目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长期陷于环境保护难题的川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本文作者在长期参与小金县虹光村社区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项目过程中,运用“参与式”方法探索破解扶贫与环境的难题,尝试建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新模式,既为我国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项目实施的效果和质量提高设计了参考模式,又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     

论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

要消除贫困，必须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控制人口增长，把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使贫困地区尽快走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     

贫困地区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机制——基于甘肃省徽县麻安村的调查

通过走村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甘肃省徽县麻安村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实施状况.认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是当地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机制,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耦合,贫困地区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促进新农村建设.     

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农户扶贫开发需求分析

内容提要:以四川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户调查和访谈为依据,本文分析了新阶段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对扶贫开发需求的内容和优先序的选择.文章结果显示,目前,四川民族贫困地区农户最希望得到的扶贫项目是生产、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和增收产业项目,其中住房改造和修建道路是最希望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农业增收项目是最希望得到的增收产业项目.     

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的意义、瓶颈与对策

推进我国西部农民组织化发展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之一,理论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和新中国农业集体化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组织化理论体系,实践上需要弥补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的短板。目前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主要存在内生动力、人力资源、发展资金、治理环境、文化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瓶颈。推进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从增强发展动力、充实发展依靠、优化发展环境、改进发展措施等方面付诸长期努力。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事业相结合,农民组织化对于破解西部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主体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困境与破解研究:基于生产要素视角

旅游精准扶贫是一种"造血"式扶贫开发方式,旅游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通过旅游产业开发,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旅游生产要素是贫困地区进行乡村旅游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我国旅游扶贫实践长期采取的是资源驱动型的旅游开发方式,旅游生产要素不合理的配置与利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瓶颈。贫困地区应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合理配置各种旅游生产要素;提升劳动、土地和旅游资源等旅游初级生产要素利用效果;创新和发展企业家才能、技术和信息等旅游高级生产要素,形成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