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与“中体西用”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出现了以冯桂芬、李鸿章、张之洞、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中体西用”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处在激烈冲突的情势下调和共容的形态,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初始阶段具有积极的作用。     

说“雅”

詩經分“風”、“雅”、“頌”三类。关于“風”和“頌”的解釋,大家似乎已經有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風”的本意指音乐和歌謠,“國風”就是各國的音乐和歌謠;“頌”的本意为“容”,“容”就是帶跳舞表情的祭神歌;唯独对于“雅”的解釋,大家还沒有一致的意見。     

蒙古族“那达慕”文化考

蒙古族的“那达慕”文化,是蒙古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中,综合性反映蒙古族文化面貌的文化类型.传统“那达慕”文化的原始内容,应当首先包括“布库”(即摔跤,《蒙古秘史》作“阿巴勒都兀鲁牙”,《元史》等作“孛可”)、赛马、射箭三项,所以后人称作“蒙古男子三项竞技”或“三项游艺”.在“那达慕”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明显看出,它是从原始的军体文化逐渐发展为全民族的游艺文化的,它容民族体育文化、饮食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等为一体,形成为蒙古民族经久不衰的独特的“那达慕”文化了.蒙古“那达慕”文化,说起它的发轫之初,至少在蒙古人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在历史文献上即有记述了.当然蒙古人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集大成者,他们所承袭的文化,尚须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仅从匈奴寻源,也要追溯到三千年以前了.今天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     

《颂》诗新说——“颂”为原始宗教诵辞考

关于《颂》诗,过去有两种解释:一种释“颂”为“容”,一种训“颂”为“镛”。前者本之《毛诗序》,宋、清学者遵之;后者则是张西堂先生的新说,为当代一些学者所称引。二说虽有近理之处,但未得颂之本意,有必要加以申辩。一、“颂”不得为“容”为“镛”说《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申“形容”为“形状容貌”,清儒阮元则     

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

汉代有“商胡贩客”活跃于边境地方,内地亦“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其中明确有“西域贾胡”,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所贡献。当时外国使团中也有被称作“行贾贱人”的商业经营者。乐府诗中“酒家胡”称谓,则反映了另一种形式的都市饮食服务业经营。“商胡”、“贾胡”、“酒家胡”的活动,与汉家商人有一致性,然而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活动,也是促成汉代经济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实现进步的因素之一。     

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晚清作家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接受知识上,他们开始从旧学向新学转变;在社会功能上,他们重新调整了如何处理“道”、“势”、“利”之间的关系;在谋生方式上,他们由追求仕途到自谋职业。这些变化表现了晚清作家从“士”向“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化。     

从“韩海苏潮”到“韩潮苏海”

韩愈、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各自构建出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世界,他们以其博大和深邃奠定了自己在唐、宋文化史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以至赢得“韩潮”、“苏海”或“韩海”、“苏潮”之称。最早对此评价的是宋人李涂,他在其《文章精义》中说:“韩如海     

“五四”与“文革”

《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郭齐勇的文章。指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 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衰落。文革的主体是痞子。他们也不是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     

帮“困”先帮“志”

每年高考来临,老师最着急最受累的村是对学习成绩不良的学困生的帮助、转化工作。为了帮“困”,老师比家长还费心,几乎把所有的“心”都付出了,开始是对学生的爱心、关心,关注他们,作出了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决策。接着是苦心加细心,方方面面地为帮“困”而努力,如找学困生谈话,给他们鼓劲,指导学法,补课开“小灶”,细致地批改他们的作业,并写上激励性批语,教学中进度不敢快,内容不敢深,时时想到了他们的实际水平和接受能力,对学生的关心照顾真可谓无微不至。而高考呢,基本上是因学困生没有好的结果以老师和家长的病心加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从“问题之谜”到“范式之争”及其超越——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李约瑟难题”再次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热烈探讨，但与研究热情的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普遍共识的缺乏。这种研究共识的缺乏由“问题之谜”与“答案之谜”两方面造成。通过对“问题之谜”的梳理，可赋予李约瑟难题以当代意蕴， 并为“李约瑟难题”的当代转向提供新的解读空间； “答案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陷入“范式依赖”而导致的“范式之争”的学术藩篱。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超越范式之争的解释框架，通过将不同的解释置于一个共同的因果场中以求得共容。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从“认异”到“认同”：萧红对哈尔滨“俄罗斯元素”的书写

萧红的哈尔滨“俄罗斯元素”书写,更多依赖女性的视角,前期是作为俄罗斯元素（等于地方性现代元素）不成功地展开客体的女性,后期则是作为现代主体的女性,同时也逐渐激活了阶级分析的维度,从而最终成功地实现了对自己笔下俄罗斯元素的“认异”到“认同”。不论是“认异”还是“认同”,对于萧红和东北流亡作家群来说,俄罗斯化的都市哈尔滨,正是他们文学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们政治生命的起点;他们的那种因为直接对抗日本的统治而产生的强烈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在被塑造、表达和传递时,却往往要借助东北一地的地方风景;无论是左翼文学运动更期待于他们的关东乡土,还是他们自己魂牵梦绕的都市哈尔滨,都为他们提供了写作、抵抗和思考的深厚资源。     

“世袭制”与“铁饭碗”

“铁饭碗”不是“泊来品”,也不是这几年才冒出的新玩意儿,乃是历史悠久的“国宝”。封建世袭制度就是最古老的“铁饭碗”《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的子孙捧的就是他们的祖宗从死人堆里挣回来的“铁饭碗”。虽然他们已腐败到“只有两个石狮的眼睛是干净的”,内里早蛀成了空壳子,还照样在那里耀武扬威。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就因为缺乏竞争机制,几千年还在那个古老的圈子里转。今天,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只有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历史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开山巨斧,砸烂了我们捧了多年的“铁饭碗”,十亿农民,放开手脚,在竞争中开拓,登上了商品经济的舞台,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甩掉了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这两块压在翅膀上的巨石,开始腾飞,靠现代科技和现     

三大文明古国中的“中道”“中庸”和“适中”

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提出的“中道”“中庸”和“适中”思想是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的闪亮珍宝。它们是古代哲人观察自然和指导自身行为时提出的宝贵思想结晶,长期为哲人和民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推动了他们在历史上探索前行。直至今天,这方面的思想对人们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帮助,为人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起着积极作用。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略評“史汉选讀”

王鄰苏先生的“史漢选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計选錄史記十二篇,漢書五篇科吮容^詳尽的注釋,并有逐段的“說明”和全篇的“題解”。王先生这种辛勤劳动的成果,“对于爱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学者,当有参考的阶值”(见本書內容提要)。关于該書的“說明”“題解”本文暫不論列,僅对注釋部分提出些膚淺而不成熟的意見,向王先生請教,并和大家討論。首先就注釋的体例說,令人感到蕪雜: 一、就使用語言說,一条文言,一条語体,甚     

“四人帮”胸中之“数”

一览“四害”史,发现王张江姚历来很注意数字。不过他们的“数字学”和一般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特别“原理”。不信请看: 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牌号的投降影剧充斥国民党管辖阵地。仅江青粉墨登场或争演未成的就有:《自由神》、《求婚》、《大雷雨》、《狼山喋血记》、《赛金花》,等等。这一幕幕,一场场,可谓为“数”不小。但江青却认为此数太小,“还觉得不够、不够!”要人们大写特写这类“很有意义的优秀作品。”其“原理”就是:凡能博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欢心的东西,其“数”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