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

明代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也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明统治者提倡文治 ,在云南靠内地区府州县广建儒学、书院 ,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发展。清王朝建立后 ,在云南依然推行“尊孔读经”的文教政策 ,普遍设立义学 ,在边远民族地区兴办儒学。这时期 ,人才大量涌现 ,这既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 ,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从这时期云南人才的地理分布看 ,云南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论辽代契丹的正统化运动

正统化是辽代"汉化"或"封建化"的实质,辽代历史发展贯穿着契丹统治者树立正统形象的努力.为了争得正统,赢得汉族民众的认同和归附,契丹统治者在民族血统方面将自己认定为华夏圣王的后裔;采取"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发展儒学,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方面不断进取中原,试图统一天下.辽代确立正统的努力有效地保证了其统治的稳固和长久.     

唐代南诏城镇散论

本文认为,南诏中后期,城镇增加到一百余座,他们的本原是唐城、吐蕃城、境内豪族大姓和部落部族城镇以及南诏自建城镇,其发展既与南诏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同步,反过来又支撑和坚固着南诏政权;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人的区域,南诏城镇较之中古式中原城镇更为古典,主要具有政治军事功能,“择胜置城”是南诏城镇地理位置选择的思想出发点,“地利”原则运用得很好;阳苴咩城是南诏城镇内部结构和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汉制”的建筑特点,但其坐向的选择既不取法于汉、晋帝都,又不是隋唐大兴——长安城式的,它和拓东城等的模本可能呈唐前期的姚府城和安宁城,并合理利用地形,加入若干地方民族特色。     

五凉的“崇尚文教”及其影响

十六国时期,发达的中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但河西地区却“学者埒于中原”学术文化空前繁盛。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最近,施光明在《兰州学刊》八五年第六期上撰文认为,五凉的文化繁盛,主要是因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尚文教”的措施。首先是兴办学校,倡导儒学。统治者企图借助儒学,推行教化,而儒学的传授又需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因此,五凉政权始终把教育作     

儒学的现代化问题

“儒学能否现代化”和“儒学是否能有第三期发展”应是同一的问题。先秦儒学是儒学的第一期发展;宋明理学是在儒学受到印度佛教冲击以后的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它适应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的要求,从而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那么在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可不可能有第三期发展?如果儒学能够有第三期发展,那么它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这也就是儒学第三期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照我看“儒学第三期发展”     

南诏王室婚姻关系简论

本文分析了南诏王室与洱河蛮、邓赕诏、施浪诏、傍诏、两爨、唐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婚姻关系,认为这些婚姻关系对团结、利用和依靠各方面力量,建立、巩固南诏的统治,增强其军事实力和加快文明进程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南诏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诏奉圣乐》的象征意义及文化阐释

《南诏奉圣乐》是唐贞元年间南诏国王异牟寻进献给唐王朝的一出乐舞剧。乐舞剧中包含了许多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是现实生活中南诏“供奉唐朝”、“誓为汉臣”、“永不离贰”的心愿表达。《南诏奉圣乐》的进京演出,和当时南诏归唐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因此,对《南诏奉圣乐》的历史背景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的解读是正确理解《南诏奉圣乐》深层意义的关键。     

汉、唐学校教育异同论

汉、唐两代的学校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文教政策的制订，还是在学校体制的建立，以及官学与私学两者的相互关系方面，都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各自的时代特色。本文拟就汉唐两代学校教育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倾向及其脉承联系进行比较性的讨论，以就教于方家。一、在文教政策的制订与贯彻上，汉代与唐代都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则“尊重儒术，兼重佛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     

日月之光:孔子儒学

儒学是我们的母体文化,与我们每人筋骨相连;现在强调传承儒学精华,是时代的召唤、社会的需要、民众的期盼;儒学以“以仁为本、以礼为序、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为核心价值观;并追寻“以乐为美”的“乐道”人生观;儒学铸造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色文化;儒学在新时期必须溶入现代,创建具有中国精神与民族灵魂为特征的现代儒学;并要努力构建“民众儒学”、“实践儒学”,使其通俗化、鲜活化,与孔子进行心灵交流,净化灵魂.     

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唐宋王朝中央错误的治滇政策导致了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长达5个世纪的分立割据:另一方面南诏大理国又实现了云南的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奠定了基础.     

民国孔道的理解维度与儒学的发展理路

民国时期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科举废止、经学解体,使得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学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民国时期理解孔道出现了四种维度：孔道即孔教;孔道即孔经;孔道即纲常名教;孔道即孔家生活。“孔道”即孔教,一方面将孔道提升到宗教的高度;另一方面,重新建立儒学在下层社会的认可基础和认可机制,维护儒学的社会根基。孔道即孔经,体现了儒学传承中的学术化维度。孔子之道即纲常名教的维度是中西文化对峙情况下以“西”观“中”的一种对孔道的解读,是一种对孔道的误读。孔道即孔家生活旨在建立一种传统的孔道式生活方式。民国时期,对于孔道的不同理解维度,同样彰显出了儒学不同的发展向度,使儒家文化呈现了多元的发展态势,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多种途径。民国时期对孔道的不同理解所开创的儒学发展的不同理路,虽然在其后此消彼长,起起伏伏,但这些理路仍然构成今天儒学发展的主流。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当代儒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反思

当代儒学研究在历史主义价值取向下突出表现为“就史论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三种史论模式。在对儒学的诸种“历史解读”中,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并不直接指向儒学理论的原创性生成和发展,“创造性的解释学”依然有其自身限定的问题视界和儒学知识论域。当代儒学研究在解读目的和研究方法论上,应当力图超越简单的“照着讲”和“接着讲”,而是要在“对着讲”的全球文明视阈和现实问题批判中发展当代儒学,以直接“面向问题自身”的理论立场和知识勇气推动当代儒学原创性理论的生成。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明清官学的管理

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兴办儒学,并对教育教学、科举考试、教育人员诸方面加强管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但客观上却在该地区推行了儒家文化,培养了大批人才,改变了风俗习惯。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文教为先、日渐月化的民族教育政策,促进了该地区民族教育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融合。     

续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继承与开展——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侧记

一、“牟宗三”在继续1995年4月12日.当代新儒学大宗师牟宗三先生鹤驾西归.在当代新儒家前二代中.牟宗三先生是最后去世的一位代表人物,无疑还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牟先生之后,当代新儒学的发展,究竟是“后牟宗三时代”.还是“续牟宗三时代”?1996年底,我应邀赴台北所参加的第四届当代新儒学学术会议,为之提供了一个哲学史和社会学的答案.会议展示了一个新儒学的继承和开展的总面相、总特征,它表明“Mou Zougsan(哲学)”并没有“Past”,而在“Continuing”;新儒学发展所进入的阶段.是“续牟宗三时代”.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