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负担沉重的体制与制度根源

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负担问题逐步上升为诸多农村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的表面现象是农民负担过重,但实质在于农民负担体制的不合理上,农民负担沉重的原因在于农村公共分配秩序不规范;在于农村基层制度即现行的财税、行政体制的不规范以及农村集体财产产权关系不清等方面。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创新策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县乡财政困难、农民负担过重、城乡差距过大、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调等问题,造成这种缺陷的主要原因是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城乡有别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决策机制以及供给主体单一的影响。因此,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合理的需求表达机制以及多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论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负担

依据公共产品理论 ,确定农村公共产品的含义和范围 ,进而分析农民负担过重是由于制度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软性约束 ,农民分担的成本增长过快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分不合理 ,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 ,农民负担的非累进机制———种地越多负担越重的矛盾 ,农村公共资金管理混乱 ,滥用、挪用现象严重。因此应当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 ,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撤乡并镇 ,减少吃饭财政 ,积极引进私人投资 ,构建多层次的公共产品供给结构 ,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检查 ,改革干部评议制度。     

有效解决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对策研究

在给出农村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 ,分析了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内生的几种矛盾 ,指出为了有效地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 ,应将农村公共物品支出列入国家财政支出体系 ,通过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债券、以工补农等多种方法 ,多渠道地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资金 ,寻求公民公平的生存权 ;也为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问题提供了标本兼治的方法     

刍议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构建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行"以工补农"或"工农协调"的发展政策,国家与农民之间利益分配是不平等的.这直接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供给不足、农民负担过重等诸多问题,不但影响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所以,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构建新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产品生产与农民负担问题

在农民与乡村组织的长期交易过程中,不管农民在改革前后有没有意识到负担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还是无情地让弱势农民承担了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生产。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的政策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与此同时,一贯依赖于农民负担的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的处境也将更加尴尬。只有选择好与农村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公共产品生产路径,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演变：论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供给的必然

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政策,可以清晰地发现,制度外供给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特征,主要依靠行政的组织动员,采取"民办国助"的筹集资金方式。制度外供给造成两大问题,一是农民负担过重,二是不公平。鉴于"三农"的天然弱势和农村经济条件,目前推行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政府仍要起主导作用,从制度外走向制度内是农村公共物品政策的基本走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与减轻农民负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农民负担过重,表面上来看是农村税费过重,实质上是农民负担体制的不合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根源。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必须加快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及其完善

加大农村公共物品投入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但供给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机制,决策目标向政绩靠拢,以及农民群体本身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表达机制障碍,影响了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应当采取综合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民参与,提高农民的需求表达能力,完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的制度渠道畅通。     

论新农村建设视阈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在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供给短缺、结构失衡、农民负担过重、供给主体单一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加大财政支付力度,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供给机制;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顺序;明确权限职责,减轻农民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成本负担;鼓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的对策措施。     

行政公益诉讼初探

行政公益诉讼是相对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由非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提起的、直接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政诉讼,它包含行政公诉和由一般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为了保护公益、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我国应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原有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制度进行变革.     

民事诉讼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

加强和完善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是必要的。为了解决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问题,应当取消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仲裁前置的规定;应当扩大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把农民工讨薪诉讼纳入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涉及农民工的相关诉讼中,应当降低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适用条件;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在争议的案件事实最终真伪不明时,由雇主承担败诉的风险;应当建立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检察长追缉制度;应当针对农民工完善欠薪支付令制度并建立农民工诉讼案件执行的绿色通道。     

突发公共事件短期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路径分析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保障基础还比较薄弱，因而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常常造成重大损失。这种损失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对人的生命和财富的直接损失；二是通过商品市场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前者如SARS，后者如禽流感事件。搞清楚这两条影响途径，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预防和减少这些损失。     

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的转型升级——以会展业助推义乌小商品市场功能升级为例

义乌是依靠市场办会展的典范,近年来义乌会展业蓬勃发展,促进了义乌市场功能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形成了市场与会展互为依托、互动融合、互促共荣的关系。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欧美国家消费模式调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国内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面临着大规模出口难以持续、国内市场发展空间受限的挑战,义乌小商品市场要想发挥其在我国商品流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和战略作用,必须以会展业为一个着力点,通过搭建专业交流和展示平台、大力发展专业展会、拉动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市场的转型和升级。     

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

中国模式实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模式。有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由于不承认市场经济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只承认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容。他们所持的一个理论根据是马克思没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理论。文章认为这是一个误解。马克思研究了原始公有制下的商品经济,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村公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键性理论问题。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奠定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智慧后勤：规范民办高校后勤服务之路径

摆正后勤服务商品性与公共产品属性两者关系，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是一艰难选择。受制于办学历史短与基础条件差、投入少与管理弱，导致后勤服务的被动、随意与不规范。因此，应借鉴国外高校先进的后勤运营模式，突出公益性与规范性，提升服务水平与质量；通过智慧后勤平台建设，改进服务理念与手段，强化标准与规范，突出主动性与人文性，以彰显人性化和标准化。     

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

“相关公众”作为商标法多项规定涉及的重要概念，其内涵诠释与范围界定是相关司法实践的必解之题。“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关联的消费者，以及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服务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相关公众”的本质为法律拟制主体，亦可看作商标法中的“理性人”。“相关公众”构成主体主要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个案裁判中，可通过构建“相关公众”分析模型，以特定时间、商品服务覆盖范围、商品服务性质特征为主要考量因素，对各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进而结合数学集合思想，确定商标法“相关公众”的具体范围。     

论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证明责任

对于后悔权中商品完好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基于大陆、英美法系学理的分析无法得出明确结论;基于我国的现行法律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其理论基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趣旨相悖而有失妥当;从后悔权的趣旨和法经济学出发,应由经营者承担。对于主观证明责任,证明活动参与方应积极协同;同时充分利用表见证明、证明妨碍、主观具体证明责任转换等理论,推动证明活动呈近似正弦曲线的轨迹展开。由于经营者反驳后悔权的理由各异,有必要运用类型化分析方法展开不同理由下的证明活动。     

我国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改革探索

当前我国国有林场正在推行分类经营改革。本文认为,当前将国有林场划分为生态公益型林场和商品经营型林场的分类方式可能面临许多现实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导致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改革举步维艰、进展迟缓。这种分类方式,实际上源于森林分类经营理论,即按照森林多种功能的主导作用不同,把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商品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属于商品经营型林场,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营生态公益林为主的国有林场属于生态公益型林场,按事业单位管理。但是经过分析发现,生态公益林生产和事业林场并不是必然的一体关系,因此,当前国有林场分类经营改革的分类方式理论依据并不充分。为此,本文提出,应按照国有林场经营对象和经营性质2个标准,将国有林场划分为商品经营型林场、生态公益型林场和生态经营型林场3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