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民社会”分析——背景、概念与现状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第三种途径,它提倡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就现实而言可分为两类:一是指允许公众自由进入以形成公众意见,具有与政治社会良性对话的社会制度性空间;二是指由大量非营利的志愿组织组成,独立运作、价值中立的经济联合力量。中国目前的状况是,经济性市民社会发展态势迅猛,政治性市民社会仍在萌芽阶段。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利益是马克思最早发现走出唯心史观魔谷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本文旨在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仅仅在社会历史观中简单地“推广” ,利益是马克思最早发现走出唯心史观魔谷的阿莉阿德尼之线。 184 3— 184 4年 ,马克思恩格斯就认为 ,唯有从市民社会利益关系出发 ,才有新哲学的社会史 ,否则 ,历史就仍然是旧哲学的政治史、哲学史和意识史。恩格斯从市民社会利益关系出发描绘的社会史 ,已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历史的科学”。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之相及其出路

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关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步确立,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应运而生。其表现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兴起与热潮,第三部门的出现与快速发展,社会成员公民素质的提高、社会公民性的提升,社会新阶层的出现与被认定等几方面。就当前状况来看,理论研究中的分歧多,发展不平衡,第三部门发育不良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较为混乱,造成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成长困境。推动中国特色市民社会健康发展,使其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贡献积极力量,成为当下社会建设的迫切任务。     

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的现代化的特征与不足 :从发生类型看 ,中国的现代化是“刺激———反应”的产物 ;从发育状况看 ,中国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后发性”和社会分化严重不足 ;从目标取向看 ,中国的现代化还表现出“赶超型”的特点 ;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权主体经常变换 ,发展模式转化更为频仍。通过对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考察 ,我们认为市民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二者又有细微区别 :(1 )市民社会在中国属于“后现代”的内容 ,它的发育晚于现代化的启动 ;(2 )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 ,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推进要比现代化经历更长的时期。因此在发展时序上 ,中国的现代化要优先于市民社会。     

论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市民叙事

当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市民阶层随着城市化进程而进入了现代文明体系,以为他们与土地不再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我们通过研究作家所建构的都市想象文本,寻找潜藏在文本表层背后的文化记忆、现实经验、审美意识以及道德理性,却发现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市民阶层尽管是在传统文明的传承与西方物质文明的冲击这样一个双重环境里逐步发展壮大的,但终究还是逃不过传统乡土价值观的强大包围与制约,当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特质依然属于乡土中国的思想体系范畴。     

市民本位与乐生主义--池莉小说解读之一

对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的热切关注,是池莉小说创作的一根主线,由此出发,市民本位的价值观念和乐生主义的生活哲学构成了池莉小说的两大支撑点在这里,市民本位指的是作者对市民生活状态的赞许和认同,而乐生主义则代表着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信仰和行为准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池莉小说基本可看作是当代中国市民阶层的乐生图.     

市民文化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创作品格论

女作家张爱玲和苏青的文学创作 ,以鲜明的性别意识和独特的女性视角与观照方式 ,致力于市民阶层生存智慧和市民文化趣味的展露抒写 ,独具“市民文化的女性言说”的显明特征。张爱玲的“女性言说” ,隐隐透射出市民文化之精髓 ,苏青的“女性话语” ,也无不以“市民话语”的模式叙述 ,这使她们的女性文学创作具有有别于西方同类作家的宏阔眼光和哲理观照 ,饱含了市民的生存智慧和文化趣味     

宋代市民文化对南戏创作的影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带来了工商业的蓬勃发展,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阶层逐渐成为社会阶级成分中的重要角色,其审美价值取向开始左右着艺术体裁的发展。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平民艺术逐渐代替了贵族艺术的主导地位,艺术面向广大市民阶层张开了双臂。南戏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将普通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场景搬上了舞台,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用通俗易懂、清新自然的市井语言和流行词调表达出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受到了市民阶层群众的欢迎,在城市市井演出竞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取代杂剧而成为当时南方的主要流行剧种。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对中国近代“民间社会”问题的再认识

西方学界的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或可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19世纪中期以来,西风东渐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初步形成,成为近代民间社会的主体力量。"civil society"一词译为"民间社会",或较为妥当:既表明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民间社会的联系,亦可显示开始形成的近代民间社会那种既已开始脱离官方控制,但又未能完全独立自主的过渡性特点。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试论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

就民事主体问题,传统民法坚持民事主体二元化理论,即以自然人和法人为民事主体,而不赋予非法人团体以民事主体地位。笔者认为,传统理论有其缺憾,科学的做法是应赋予非法人团体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文章从民事主体的发展历史、世界各国对待非法人团体的态度,以及我国的立法现状三个方面来论证。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对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加快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整合，培育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农村市民社会，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日益普及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相比较，它的实施推动了农村社会解构，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培育出相对独立的社会、相对独立的个人、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为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预期

唯物史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基础则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历史观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史学"与"新汉学",即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可以探索中国传统历史观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应当对传统历史观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回应,因而可以通过这种角色与作用,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合理的预期。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历史预制、现实预制与价值选择

公民人格是解读公民社会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深层判据,它植根于公民社会的制度存在,孕生于公民伦理的精神价值.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趋向与公民伦理诉求,决定了传统人格走向公民人格的必然趋势,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塑造,是在传统文化语境和现代化现实境遇中发生的,受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制约.公民人格的历史缺场与现实诉求,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格转型充满对主体性精神、契约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社会正义精神等理性精神形态的希冀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