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

由于每个民族形成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经验不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也不同.与西方历史上的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相比,中国人在"夷夏之辨"的基础上形成了特殊的"天下民族主义".它把文化道德看成民族认同的最高标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起着稳定各朝各代的主体族群、维系文化边缘族群与主体族群的亲和力作用,它的"天下"情怀与对世界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认同是中华民族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精神资源.     

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存在三种夷夏观：戎狄豺狼说、用夏变夷说(华夏文化优越论)、积靡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体现为“共生”“会通”“象征”。“共生”是两种相互背离的乐舞传统并存,相互交流并未改变彼此乐舞的性质与审美特征;“会通”是同一乐舞文化内部异质力量与内生力量的互补;“象征”则是因政治、文化等因素而将乐舞符号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雅俗之辨,实际上推动了乐舞的创新发展。总体观之,春秋战国时期,多民族在乐舞领域既能各有创造,形成特色;又能互动交流,相互融摄;既能吸收外来基因,又不至于丧失自我。从多民族乐舞交流机制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夷夏观,将发现其片面性。夷夏之间双向互动、四夷内部双向互动,才是民族关系的全貌。     

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以岑毓英为例

在壮族社会里,假托汉人后裔(其心理表现即"汉裔情结")的现象十分普遍.岑毓英是近代历史名人,他出身壮家,却自称为汉人后代,并通过编撰族谱、营建祖墓等途径,极力打造"汉裔"身份.他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是壮族"汉裔情结"的典型个案.这种情结的产生,是古代夷夏观、正统观、历代朝廷的民族政策、先祖传说及儒家思想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多维视角审视下,"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JL--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民族政策思想探析

和抚怀柔是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民族政策思想的核心,其民族政策思想集中体现在蜀汉民族政策当中.针对南中少数民族,诸葛亮坚持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指导思想,采取了如下措施:调整郡县设置,以削弱地方大姓、夷王的势力;推行夷汉官吏交流制度,以加强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管理;重视先进经济文化传播,以推动南中经济社会发展;因俗而治,以笼络南中各少数民族等.而对西部、西北少数民族,也是和抚怀柔与军事镇压两手并用.诸葛亮开明的民族思想和切合实际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蜀汉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意义.诸葛亮和抚怀柔的民族政策思想对当下处理民族和民族问题仍不乏借鉴价值.     

中国古代夷夏观的价值取向分析

中国古代夷夏观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两个命题。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夷夏有别”和“夷夏一家”命题并不是两种对立的民族观，也不存在落后与进步的分野。实际上，夷夏观两个命题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主张民族压迫、论证政权合理性、维护国家统一以及封建化是二者共同具有的政治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民间宗教的民族观析论--以《冬明历》为例

<冬明历>是明清时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民间宗教经书之一,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由于<冬明历>的完整版本一直未被发现,因此对于该书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学界多有不识,偶有论及者,或失之偏颇,或流入想像和臆测.本文主要以新近发现的抄本<冬明历>为第一手材料,考察了<冬明历>一书的基本结构及其相关问题,并在明末清初民族冲突的大背景下,重点探讨了民间宗教"夷夏之辨"、反清复明、帝王观的流变与满汉混同等相关问题,为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明末清初的民族与宗教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民国时期云南土司衍变与国家融入

分析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制度存续的原因,从理论视角分析了土司制度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土司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贡献,认为边地土司对边疆稳定和边防巩固起着重要影响,土司地区由传统中原视野中的异文化"夷民"变成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     

王船山民族思想基本观点概览

王船山对"民族"概念的模糊界定表明他对民族本质的认识有了近似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船山将传教士呼之为"夷",这种对外国人的轻视、排斥态度,无疑会对其之于西方政治学的态度产生负面影响;船山还具体论述了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地理环境对民族及其特性形成的影响,这是对于传统思想的突破,也是其民族思想具有近代性因素的一个重要反映。     

浅论湖南土家族地区的土司和卫所制度

<正> 一、唐宋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羁縻政策史学界一些学者认为:土司制度和卫所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的“道制”,“道”是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明万历《慈利县志》载:“汉,县邻夷名之日道。惟彼慈阳,逼近獠峒。屏翰靡固,踯躅何妨。”唐宋时期建立的羁縻州县制度可算土司制度的前延。“土司”一词最早见于《文献通考》记载的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王祖道的奏议。关于土家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形成于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作为制度滥觞于元代,而完善于明朝。永顺、保靖土司把其始祖追溯到五代溪州刺史彭士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土家族简史》明确指出:“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彭士愁不是汉人,而     

廉希宪的儒学理念与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儒家文化发挥了重大的聚合作用。廉希宪的儒家信仰与其“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践行紧密相联,这种践行一方面与廉希宪坚定的孔孟信仰和推崇复三代之治的儒学理想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元儒的道统思想紧密相联,特别是与许衡、郝经等基于儒家道统思想倡导的“用贤图治”“敬天勤民”“行道济时”,以及“以身任道”“康济斯民”等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思想范畴紧密切合。同时,应该指出,廉希宪这种践行方式与元代高昌世族内迁,接受中原儒学息息相关。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入,大量的高昌世族纷纷与汉地各族通婚,并形成了一个个“夷夏命运共同体家庭组合”,这可能是影响廉希宪以儒学践行夷夏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因。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

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是土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 ,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 ,这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开发 ,大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 ,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与此同时 ,片面的农耕垦殖 ,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的多元经济体系被打破 ,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土流失加重 ,地力下降 ,动植物资源减少 ,水旱灾害增多。清政府对土家族文化一些不合理的变更 ,也影响了土家族文化的发展。当今土家族地区的大开发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共同体理念下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双重保障

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民族地区的市场性、区域性与传承性,使得其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经济伦理和法治机制双重保障。经济伦理是经济活动传承性的写照,从内部支持和保障民族地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法治则是其外部保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下,唯有重视伦理传承与法治推进双重保障的互补与统一,才能有效构建民族地区和谐劳动关系。     

少数民族影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

少数民族影视是生产、培育、传播并塑造各个民族共同心理的重要载体，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机要素，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阵地之一。本文主要从少数民族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视角进行分析得出：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并在理论与实践逻辑两个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体来说，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本质逻辑上的紧密相连与结构逻辑上的相辅相成；实践上主要表现其传播、创新在功能逻辑上的相得益彰与选择逻辑上的殊途同归。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影视生产、发展、传播、创新层面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重逻辑，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影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协调发展。     

多维视角下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的表征、缘由及对策

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后,推动巩固全面脱贫成果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接续发展是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而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则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一直以来,民族地区都是我国组成部分的关键点和薄弱点,也是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易发地区。基于多维视角,发现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风险呈现出区域性、群体性、联动性等特征,从生态性、政策性、发展性等因素深度剖析其发生缘由,进而从相应角度提出创新民族地区生态扶贫方式、完善民族地区返贫风险治理政策体系框架、建构民族地区新内生发展模式等针对性对策,以防止民族地区发生规模性返贫风险。     

生态环境与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

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影响的角度 ,探讨了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 ,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主要表现出渔猎经济与粗放农业的内容与特色 ,除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 ,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 ,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 ,常常不得不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环境的变迁 ,其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了一定的原始性与落后性 ,明清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农业开发也正是如此。对于如何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的关系 ,本文作了新的探索     

文化融合与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

文化融合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也是现今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是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的概念则是近现代才从西方国家传入的新鲜产物,是生活在其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对其所在国家的认识、评价与情感,主要表现于国家政治共同体和结构层面以及共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层面的认同。国家认同于国家本身、于个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而国家认同教育是国家认同构建中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学校教育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我国的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是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教育的前提与基础、有力保障、表现形式,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高级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我国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吸收了中国历来坚持＂和而不同＂处理民族关系的宝贵经验与优秀传统,制定出了相应的民族政策,坚定地保障民族文化融合,加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教育,促进国家的稳定与团结。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多元文化主义视阈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

历史地看,多元文化主义一开始就与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当前关于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并不严格区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维度;二是往往把多元文化主义仅视为少数民族的权利理论,没有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存在于事实、理论、意识形态、政策和价值理念五个维度,每个维度下的"少数民族权利"都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具有不同的意义和效果。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多民族国家构建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权利理论,它也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理论支点。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探析

本文认为 ,自然生态利益是民族地区的一种重要利益。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 ,是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加强民族团结 ,保持社会稳定 ,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是代表少数民族群众根本利益的表现。目前 ,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利益正受到严重威胁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保护。要从提高思想认识、加大经费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制度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加强法治等方面来维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