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胜档案与清代文书制度

清朝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晚,中国人黄亚胜在广州被外国水手杀死,其后凶手被指控为英国水手,中英双方就此案件进行长期交涉,成为鸦片战争前中英商贸、外交及司法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黄亚胜事件保留了一批珍贵档案,深刻反映了清代文书制度的内容特点,影响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商贸、外交关系、涉外法权、条约口岸体制的变迁。     

言语不通,讯无别故:清代前中期奏折之“译讯”考察

"译讯"是清代"夷务"处理程序之一,清代前中期的"夷务"奏报中有不少关于"难夷"事务的"译讯"记录,从中可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外交流与沟通情状。整理细读《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相关奏折可以发现,1811年之前"难夷"事务奏报多以记述抚恤发遣事项为主,之后的奏报则对"译讯"费墨较多。面对"言语不通"之困境,清政府"译"之举措主要包括"比对手势""授与纸笔"及传唤多位通事、转送他处等多种方式,而"讯"之结果多为"并无别故"。对"难夷"讯问明确的日益重视,反映出清廷对传教、私货交易、兵船来犯等"夷务"的防范逐步增强,而"难夷"等"夷务"的日趋繁杂,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清廷认识到"译"的迫切。纵然清廷"夷务"态度和翻译认识的转变充满被动与无奈,却是晚清翻译高潮形成的铺垫和前奏。     

清末滇南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政府应对探析

猛乌、乌得原为清朝普洱府辖地,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重要,在清末法国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因清政府国力衰弱,在与英法等列强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导致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越南,最终成为今天老挝领土的一部分。清朝在猛乌、乌得界务危机中的应对和处置,是清末边疆危机和疆域变迁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传统藩属体系在西方条约体系碰撞中的被迫转型,以及清朝边政、边吏、边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疆域观、夷夏观等治边理念和治边政策的近代化演进历程。     

历史上并不存在“洋务派”

“洋务”是泛指同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最初称作夷务。在中国近代史上,同洋务打交道的人,包括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并非只限于清朝统治阶级中的极少数人。从史实记载看,奕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虽曾兴办近代军事工业、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简述洋务派买船与造船活动所遇到的阻力

简述洋务派买船与造船活动所遇到的阻力孙占元西方侵略者依恃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抵抗侵略，林则徐、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提出了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的建议，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清朝统治集团对此不以为然，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     

准噶尔问题与康雍之际西藏管理体制变革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朝联合青海和硕特部进军西藏,成功驱逐在藏准噶尔军队,西藏纳入清朝版图。事后清朝谨慎探索治藏政策,西藏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清朝深知西藏达赖喇嘛对蒙古部落的重大影响,因西藏长期置于青海和硕特部控制而无法直接管制,驱准保藏的成功则给予清朝难得的机会。为使西藏免于准噶尔的再次侵扰,清朝先是巧妙安排废除汗王制,打破达赖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汗王协同管理西藏的结构,代之以噶伦管理藏务直接对清负责,之后扶持康济鼐代清主政西藏。     

翻译与历史语境——"夷"字的语义沿革与英译问题

近年来由于郭实腊把"夷"字译为英语的barbarian而引发的争论呈一边倒的局面.论者普遍认为,郭实腊此译是故意"做手脚",刺激英国人的情绪.而实际情况应是,"夷"字意义的历史沿革和清朝的历史语境来看,清朝官员所用的"夷"字表达了对西方人的藐视和憎恨,因而译为英语的barbarian并没有错.     

了解世界的起步和走向世界的实践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一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划时代的新思想,从而使清朝闭关政策在政治上宣告破产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开始崩溃。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兴起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大胆的社会实践。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在阶级本质与思想主张方面,都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在外敌侵略面前曾为挽救清朝而作出努力,并且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作出过应有的贡献。     

四夷馆与同文馆名称考

中国官方的翻译培训机构开始于明朝的四夷馆。本为东夷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之后,四夷馆被清朝接收,但是,“夷”字被拿掉,又以鸦片战争为分野,先后改名为四译馆和同文馆。改名的背后或者有来自外族的推力,或者有来自外国的推力。然而,持久的推力是国内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因为人民利益才是变革的永恒动力,才是制度文明的落点。     

《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贵总督伯麟奉皇帝谕旨主持绘制的，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生产生活情景的官方图册。该图说从空间性图像符号生产表征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从锄头、服饰、伞、乐器等生产生活层面的共享性图像符号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服饰、婚俗、祭祀和信仰仪式中的自享性图像符号视觉表征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滇省夷人图说》以绚丽色彩、变化的线条、丰富的场景、精简的文字等构成的视觉图像展现了清朝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盛况，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视觉建构，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图像形式和图像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民国政府对凉山彝区的统冶

一、土司制度的延续 辛亥革命后,彝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延续未变,所有土司、土目仍保留清代建制,“夷务费”照样拨发。根据民国元年下川南三边屯务调查员的报告,有些地方的“夷务费”还有增加。仅雷波、马边两县所属土司、土目的“夷饷”就增发了二千七百八十多两①。此后,由于四川军阀混战,曾一度形成“省款断绝,抚夷费用,无从筹集”;割据上、下川南和建昌道的地方军阀,只管“勒索夷人”,不再发“夷饷”。但对彝族地区仍然是实行“防御和羁麋”的政策,即军事镇压和笼络、欺骗,“以夷治夷”的政策②。     

《清代科举制度考辨》出版

清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撰著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一书,已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所收集的作者10篇研究论文,对清代科举制度中一些具体制度(如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明通榜、宗室科目等)、事件(如封邱生童罢考、清代两次增广学额等)及科举词汇(如廷试)进行了考证和辨析,同时论述了这些制度的建立及事件的发生与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清代科举制度考辨》出版     

基于扎根理论的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选取厦门PX事件这一典型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及其演化过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维权类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政府及企业的经济利益压制了民众的环境利益所导致的政府决策合法性危机,事件经历了由政府与民众的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的演化过程;民众行动的利益性目的、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政府与民众间的理性沟通平台的构建促进了这种转变。总结出了预防和应对此类群体性事件的几点启示。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及体例考

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晚清大型官纂外交史料汇编,其编纂由于一直作为三朝《实录》次一级的任务秘密进行,因此其编纂机构和主要体例仿实录而成。但同时在史料的抉择及编排上,又兼收并蓄,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长处。而作为赓续相连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在内部编纂手法上,既有承袭,又有变化,尤其在内容与思想方面的变动,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外关系上的独有特色。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　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师夷长技以制夷 ——浅析魏源外交思想

魏源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想家.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清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初步的世界观念和国家意识.他主张变革自强,反对外来侵略;主张顺应时势,"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加强国际贸易;重视宗教的作用,主张不同的文明共存.这些内容构成了他具有浓厚封建性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爱国主义外交思想.他的外交思想具有典型的现实...     

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

广州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也是市舶管理制度的推行区。唐宋时代的市舶贸易,是蕃汉交往的经济形式,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贸易的特征,广州出现了一系列与市舶事务相关的新事物:新官制、新族群、新社区、新舶货、新行业和新礼仪。设市舶使,置市舶司,立市舶法,都是在"广府"先行先试的。市舶时代的广州模式,到洋舶时代难免发生变异。例如,"市舶司"与"粤海关","蕃坊"与"夷馆区","舶牙"与"十三行",都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随着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代替,"广州通海夷道"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蕃客淡出,洋商登场,古老的"互市"已一去不复返了。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变革思想述评

晚清早期驻外公使在走出国门办理夷务的过程中,警觉到变革时代的来临,为了挽狂澜于既倒,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用夷变夏"的主张,主张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倡西学,变革封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