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中的岁时节令习俗

:“花儿”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歌谣。由于“花儿”与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关系 ,歌中不乏反映人们岁时节令习俗的内容。文章通过对“花儿”的研究 ,阐述了青海地区的一些岁时节令习俗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     

钟敬文与歌谣研究

文章主要从“歌谣与古代文学”、“歌谣与诗的关系到现代的歌谣”、“海丰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等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我国现代著名民间文艺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在歌谣研究学领域内的独到见解和成就。     

田村“花儿”：一项基于民族志方法的歌谣研究

指出民族志方法下的歌谣研究相较于歌谣本体而言,它更注重的是那些歌唱的人,和这些歌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分析认为,田村是＂花儿＂的生存空间,＂花儿＂是田村人的生活之歌。在田村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背景下,＂花儿＂作为一个载体,负载着田村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      

浙东地区“唱新闻”的由来与流传考略

“唱新闻”是一种源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民间口头新闻传播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的浙东地区,清末民初发展成为一种说唱艺术并盛行于象山等浙东地区。浙东“唱新闻”与古代歌谣和“唱朝报”的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邸报之兴盛及浙东繁荣的新闻传播活动为“唱新闻”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唱新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丰富的主题和表现形式。与同源俗文化曲艺形式的民歌和“画新闻”比较而言,“唱新闻”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和底蕴深厚、口口相传的传播优势,但在流传过程中也体现出其代表作品少、新闻传播功能减弱等不足之处。近年来,“唱新闻”说唱艺术逐渐向“宁波甬剧”“小热昏”等形式发展演变,同时创新地融合不同剧种和乐器,不断满足新时代民众曲艺欣赏的审美需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保护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日本的侵华战争与"台独"势力

日本自甲午战争后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积极推行“去中国化”的“皇民化运动”。“皇民化”中培植起来的“皇民”成了战后“台独”的骨干分子,日本成了“台独”的源头和主要活动基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右异势力一直视台湾海峡为自己的生命线,纵容和支持“台独”势力从事分裂活动,扮演了台海危机幕后黑手的角色。     

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翻译: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

在中国古代哲学“名象观”和西方现象学意义观的启发下 ,说明在语际转换中保证译文语符中在场意义出现的同时 ,也要开通通往不在场意义的道路 ,才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意义的丰富性和生成性 ;翻译中的“直译”、“意译”和“化境说”的命名方式也分别类同于中国文论中“赋”、“比”、“兴”的命名方式 ;译者进入的是“神思”状态 ,还原的是原文的“第一自然” ,而不似西方文论的“想象”那样打造一个有别于原文“第一自然”的第二自然 ,这样译文取得了对原文的有机“化通”。     

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历史见证未来--兼论日本对“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传承的破坏

古代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国家塑造了共同发展、相互依存、和平友好的“海上丝绸之路”精神。但到近现代,这种精神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受到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而被迫中断。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传承这种精神。而当下,日本在东南亚推行“价值观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并以ODA离间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企图破坏这种精神的传承。对此,中国必须及时应对。     

甘肃民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探索与研究

《凉州贤孝》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内容多是一些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述颂古今雄贤士、淑女烈妇、孝子贤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为主,寓隐恶扬善,喻时劝世,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宗旨于其中,故名"贤孝"."贤孝"的唱词语言以凉州方言为主,通俗幽默,风趣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又蕴含着一定的人生哲理."贤孝"的音乐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唱腔曲牌,吸收了"凉州杂调"和地方民歌的丰富营养,充满着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中国历代流行歌曲的文学演变

从题材的平民化与音乐的民间化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流行歌曲可谓古已有之,而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古代的流行歌曲,真实地、多角度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是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的交响曲。20世纪的流行歌曲,不仅在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方面有了全新的内容,而且在情绪的表现方式上,也有了全新的特点。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布依族聚居区古歌审美文化研究

布依族古歌是布依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浓厚的民族特征和较高的艺术价值。按照造物古歌、风俗古歌和爱情叙事古歌三个类别来探索布依族古歌的文化内涵,对于深入挖掘和研究布依族古歌自然美、社会美和教育美等美学意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历史叙事的口传范式——以苗族古歌为例

摘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苗族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记录和叙述其艰难的迁徙史,因而演绎成为具有史诗性质的古歌。苗族古歌在内容和传承方式上均有特殊的神秘色彩,不仅具有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神话学、音乐学、美学价值,在教育、审美和娱乐等方面也有较高价值,其口传范式尤其引人注目。将苗族古歌置于历史的特定场域加以考察,思考口传史诗范式在苗族古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苗族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面貌,也可以为口传史诗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诗研究视野及研究维度。     

生态文学视野中的苗族古歌艺术

苗族古歌内容丰富,艺术题材广泛,其中有不少作品表现了苗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存、平等共生的特点,并且充满着浓厚的审美意蕴和可贵的诗意情怀,具有浓郁的生态意识,文章试图对苗族古歌艺术的生态意识作一初浅的探索。     

古诗词歌曲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艺术启迪

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是中华民族的根,是中华民族音乐的基础.中国古诗词歌曲是诗词曲的完美融合,又使诗词达到了完美境界.古诗词歌曲走进素质教育课堂,不仅能丰富学生的音乐素养,还能提升学生们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艺术鉴赏力.     

“骏马秋风冀北”与“杏花春雨江南”——两河流域古代民歌之比较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对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古代民歌进行审美比较。文章认为：黄河流域民歌的审美特征,就是高大的美、健壮的美、奔放的美和质朴的美;长江流域民歌的审美特征,则是纤细的关、柔和的美、婉约的美和艳丽的美。黄河流域民歌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气势而不在文采,而长江流域民歌的艺术感染力则主要在文采而不在气势。两河流域古代民歌的审美差异,是由两河流域不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