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象"释义

"兴象"这一诗学用语,唐人偶一用之,明清两代则使用较为普遍.学界一般认为"兴象"是指诗人之"兴"与客观外物紧密结合、情景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形象.但细察古人原意,"兴象"之"象",应理解为泛指诗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亦即诗篇、诗句所包含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它包括今之所谓"形象",但是大于"形象",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兴象"中的"兴",则是指诗歌所传达的兴致、感触、情怀、情趣等.古人用"兴象"称说作品时,其注意点大多不在于"象",而在于"兴",在于诗中是否蕴含"兴"以及"兴"的传达是否自然、悠永.明清时期的论者,认为兴象乃诗之特质所在,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美学要求,而汉魏、盛唐诗乃是兴象高卓的典范.他们所要求的"兴象",其实就是严羽所谓"兴趣".正确理解"兴象"的含意,对于研究古代诗学颇有意义.     

殷璠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及其《序》和《集论》,是有意识地反映盛唐文学思想。他提出的兴象和陈子昂兴寄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反映了盛唐人创造的意境诗美内容。《河岳英灵集》通过选诗评诗展现了风骨之美,既表现功业壮心和豪雄气慨,又表现失意不平和悲愤,殷璠风骨说的这两面,既吸收刘勰风清骨峻之说,又融入盛唐诗美的新内涵。     

杜牧七绝论稿

杜牧自言其为诗“本求高绝”.什么是高绝呢?应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诗的传统标准说,求其上继风骚,“言及君臣理乱”,有风骨,有兴寄,旨趣遥深;一方面是针对当时诗风而言,则当“不务奇丽,不涉习俗”,特立独行,迥迈时流.牧之七绝,可以被看成是他的这种追求的最佳成果.从总体看,其七绝很少无病呻吟之作,大多数作品是:有生活内容,有思想观点,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兴象篇

“兴者 ,起也。”“兴”是感物起情。凡总体构思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以感发、兴起主体某种思想情感的诗 ,均可称“兴体诗” ,其诗的整体形象即“兴象” ,艺术臻于至境的称至境兴象     

王船山关于“兴、观、群、怨”的阐释

船山在《诗绎》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辨汉、魏、唐、宋文雅俗得失以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这段话说明,他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十分推崇,认为它不仅是评价诗歌雅俗、得失的标准,而且读诗也必须以它为指归。清代的诗论家,论诗各有自己的癖好,如王士禛喜言“神韵”,沈德潜喜言“格调”,翁方纲喜言“肌理”,船山则喜言“兴、观、群、怨”。船山诗论中论及“兴、观、群、怨”之处,比比皆是,无论是评诗、论诗,他都喜把“兴、观、群、怨”作为标准、纲领拈出,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深入探讨船山对“兴、观、群、怨”的解释,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他的文艺思想。     

殷璠《河岳英灵集》“兴象”概念论析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先提出“兴象”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司空图“不着二字,尽得风流”、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胡应麟“盛唐绝句,兴象玲珑”等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独立的诗学、美学范畴。“兴象”的内涵经历了历代学者不断丰盈化的过程。殷培提出“兴象”一词,但并未如后世诗论家那样,较多地论述“兴象”的具体审美特征。本文从殷皤评以“兴象”的诗作入手,细致分析并考察“兴象”最初提出时的含义,以明确殷皤“兴象”说与后世“兴象”说的联系与差异。     

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孟浩然,湖北襄阳人,是“盛唐”时期的卓越诗人,也是对后代山水、田园诗有广泛影响的巨匠。评价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对于提高我们科学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实践能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唐以来,对孟浩然的诗评很多,但大都限于就诗论诗,没有历史地评其得失。特别是自从苏轼说了一句:“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以后,人们便穿凿附会,谤言(讠华)起。 苏轼所谓的“才”,是否象许学夷所说的:“宋人五七言诗,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土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     

论王维诗中的“动”与“静”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①大凡有作品传世之诗人词人,都各有自家之内在精神,笔下也当各有自家境界而不相杂混。王维诗中动静相衬造成的意境美,就是他在艺术上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王维诗中的“动”,主要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②的“劲健”之美。此时,诗人已开始注意到以静衬动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王维诗中的“静”,则主要表现在其山水田园诗中。这时,诗人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     

中诗西诗,诗是余家事：余光中诗话初探

余光中诗文双璧,其“文”包括抒情、记游诸种散文和文学评论。其文学评论文集已出版者有《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五书,其中有很多诗论诗评的专篇。诗为余家事,余光中在其抒情、叙事、记游、说艺的散文中,其谈诗艺、谈诗人、谈诗事的零散片段,或一笔带过,或三言两语,或字数上千,则大可摘录编辑成册,名为《余光中诗话》。本文以2005年出版的余氏散文集《青铜一梦》为对象,抽取其谈诗的话语,加以分析论述,是为《余光中诗话初》。这些诗话——如谓徐志摩读错济慈的诗,如自言喜爱披头四、不亲现代诗,又说易安是藕神、痖弦似火山,又认为苏格兰五镑钞票上诗人彭斯的半身像及其诗句是他“英诗班上最美丽的教材”——是他论诗评诗专篇的延伸、补充和变奏,和他的诗论诗评专篇一样辞理俱胜,且比其专篇更有个性、更有趣味、更与诗歌之外的其它文艺相涉。这些诗话,是他生活中“游于艺”时所观所赏所联想的纪录,笔下常有感性知性兼具的烘托点染,其一则则书写无异于一篇篇诗学小品,本身即具有修辞谋篇的观赏价值。中国自宋代以来有大量的诗话,《余光中诗话》延续了中国诗话的传统;他更以其广阔的视野、以其写景抒情叙事说理兼擅的彩笔,为这个传统加添了内容和姿色。由于他的诗话兼及中诗西诗,以后研究与他相类的中国现代诗话的学者,就也得兼顾中诗西诗了。     

从山水诗看韩愈的美学追求

韩愈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不仅以其“刊落陈言,横鹜别驱,汪洋大肆”(《新唐书》)韩愈传)、“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列唐宋八大家之首,而且在诗道渐衰的中唐诗坛上,以其不甘蹈袭又不甘居大家之下、锐意创新的精神开拓新路创出一个重要流派.他远承古体,近学李杜,以雄健的笔力、凌厉的气势,驱使宇宙万象进入诗中,使其诗具有想象丰富、气象不凡、辞彩壮丽、语言奇崛、风格险怪等艺术特色.《岁寒堂诗话》评其诗道:“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唐宋诗醇》评其诗曰:“其壮浪纵姿,摆出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洋,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凌嶒,腕刀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这些评价揭示了韩诗的主体风格,而诗歌大家的成就总是多方面,仅就其占全部诗作(360多首)不到三分之一的山水诗来说,也包涵着多姿多彩的审美风格,很能反映诗歌大家的艺术成就.本文拟通过山水景物诗的考察来探讨韩愈的诗歌美学追求,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一、刻意搜求,险怪雄奇美     

诗文用典论——读钱札记

昔人论诗,有“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分别。“诗人之诗”倚重才气、灵感、情韵和妙悟,其诗风飘逸灵动,得神来兴到之致。“学人之诗”讲究识见、功力、宏博和理性,其诗风敦厚老辣,有凝重典雅之美。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这是“诗人之诗”派的理论要点。黄山谷《答     

曾南丰诗略探

曾巩(南丰)以散文著称于世,其诗歌创作则向为人们所忽视。北宋秦观、陈师道都认为他“不会作诗”①,后来彭渊材等人也“谓先生不能诗”,“至有谓其短于韵语者,又有谓其有韵则不工者”②,似都不把他看作诗人而摒于诗家之外。自南宋以迄明、清的诗话和诗评家,对于他的诗作都极少或不予置评。建国至今的许多文学史著作,也仅只论述其文,不     

唐代送别诗的繁兴与许浑的创作

许浑,字用晦,是晚唐著名诗人,有《丁卯集》传世。许浑创作涉及题材甚广,其中送别诗颇为引入注意。一是作品数量多。在许浑530多首涛中,送别诗计89首,约占17％之多,在晚唐诗人中较为可观。二是精心之作多。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指出:“唐人好诗,多在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许浑送别诗总的来看确有“感动激发人意”的艺术效果,这是他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理解许浑送别诗的创作及其特色,有必要先对唐代送别诗创作繁兴的背景加以阐发。     

漫论苏曼殊的译诗

在中国诗坛,苏曼殊作为充满神奇色彩的诗僧而独具魅力。其艳丽的、富有情趣的小诗曾令无数多情少年沉醉其中。而如“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雨笠烟簑归去也,与人无爱亦无嗔”、“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等佳句,至今仍哙炙人口。但是,作为中国较早介绍西方诗歌的翻译家,甚至被称作“介绍拜轮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杨鸿烈《苏曼殊传》)的苏曼殊的译诗在今天却很少有人研究,或者说很少有人阅读。应该说,苏曼殊首先是诗人,作为诗人,他的翻译作品不失原诗的特色,这是许多诗歌翻译者所欠缺的。正因为这样,郁达夫先生在评价苏曼殊时,以为“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杂评曼殊的作品》)也因为这样,我们研究苏曼殊的译诗有着更现实的意义。     

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诗人——谈谈徐志摩的评价问题

如果说徐志摩是资产阶级诗人,大概没有人反对,但是进一步问:徐志摩是怎样的资产阶级诗人?回答就很不一样了。有的认为,徐志摩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诗人,说:“徐志摩的诗较之胡适的诗有更恶毒、更迷人的地方。恶毒在于他的诗的思想,迷人在于他的诗的艺术。”①也有的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革令民主主义诗人,认为他的诗“有三条积极的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②还有的说,六十年来“中国只有三个半诗人”,徐志摩是其中的一     

论殷“兴象”说

殷的“兴象”说在诗论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当代学人对“兴象”的理解却很不一致。“兴象”说乃是在传统诗歌理论基础上对诗歌审美意象的进一步总结，它以创作主体物我浑融，亦即“神会于物”的审美体验为根本前提，又随诗人之神、气、情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它与“意境”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对盛唐的呼唤──再论“文章四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本文从声律、风骨、兴象三个方面，对活跃于初盛唐之交的“文章四友”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论述了他们对“盛唐气象”形成所作的贡献。四人近体诗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平仄调谐，粘附切合，已臻成熟境地．在审美内涵方面，已经突破了梁陈浮靡诗风，表现出明快跳荡、境界宏阔的风貌。应制之作大都气象高华、典丽精工，表现出对盛世的由衷赞颂。与齐梁应制诗言不由衷的阿谀异趣；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在诗歌意境──“兴象”创造方面，一些佳作高远的情感基调与和谐声律完美融合而形成“格高气畅”的诗境，更显盛唐风姿．     

金石气同■桂气——谈顾炎武和吴嘉纪的诗歌风格

清初学者周亮工评论当时诗坛曾说:“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此说到乾、嘉时,被常州诗人洪亮吉推而广之,他在《北江诗话》中具体地指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在《更生斋诗·论诗截句》里,他更进一步加以称颂:“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宁人是顾炎武的字,野人是吴嘉纪的号,他俩都是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动荡年代中的杰出诗人,现存的《亭林诗》和《陋轩诗》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具体表现.     

鲁迅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批评

一鲁迅先生对诗歌一向自称为“外行”,还说不喜欢作新诗,也不喜欢作古诗。其实他在这谦逊的态度之中,却隐藏着对诗歌高度的热爱:他从诗的创作到诗的理论,有着多面性的活动;特别是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构成部份,与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始终是面对现实。鲁迅先生的诗论与诗评,是他认识现实与批判现实的一个方面。他不是那些脱离实际的理论家,也不是自我陶醉的诗人。他的诗歌活动,也可说是整个文艺活动,是出自爱国主义的热情与改造世界的抱负,如他提到他最初论诗的意图:“‘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悲剧意识——李贺诗歌的情感内核

李贺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独特而复杂的艺术现象,是诗人对其所处时代的特殊的心灵体验和感应.如王世贞所言:“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他呕心沥血,以情为诗,使他的诗歌明显地构成一个情感系统.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暗示:能否从其积淀于诗作之中的潜在意识方面(即王世贞所说的“心”)找到一个导口,从而批郤导窾,揭开长吉诗“怪”的外衣?当我们沿着这一线索摸索出长吉诗的迷宫,蓦然回首时,果然发现:有一条情感的潜流始终支配并统摄着长吉诗的审美意识系统,构成了其全部诗作的主旋律.这就是他诗歌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浓郁深沉的悲剧意识.或许它在诗人创作时是一种无意识,然而却是真实的存在.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李贺的诗歌,就是以悲剧意识为其内核的感情艺术.其它一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