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困境与对策

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有利于保障城乡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但现有法律的规定、代表构成的协调、公民参政的能力等制约因素决定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不能一蹴而就.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修改现行法律、完善人大制度、推进基层民主、培育现代公民,是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必然选择.     

我国城乡按一定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历史沿革与实质分析

2010年3月14日我国《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从此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城乡人大代表将按相同比例进行选举。从我国《选举法》对该问题的历年规定看,分别经历了8∶1、4∶1,直至今日的1∶1。通过《选举法》制定时我国的国情的分析和对宪法平等原则的阐释,作者认为不同比例到相同比例的规定是历史的必然,而且并不违反宪法的平等原则。     

关于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后的人大改革思考

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以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存在部分代表从政积极性不高、立法监督主动性不强、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在人员构成上,有前任行政领导和现任行政干部较多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甚至会因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变得更为严重。本文提出可供选择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方案,包括明确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职责,防止人大职能行政化;实行职业、半职业和党政代表相结合的人大代表人员构成;对于职业、半职业人大代表实行户籍限制规定;实行新任人大代表培训制度;建立两级交叉监督系统;通过立法规定代表工作透明化、人大简报和人大网页职能化;实行以信息透明为基础的竞争性人大代表选举。’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建国后建立,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又在"文革"后得到发展。回顾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发展的历程,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需要把既尊重国情又追求先进、修正选举制度的价值取向、从程序入手和确认程序价值几方面做好。     

论我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制度的完善——兼议2011—2012年县乡人大代表选举

选举委员会是处理选举事务的法定监管机构,具有中立、民主、公正、独立的特性。运转良好的选举委员会制度对于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维护选举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选举法》2010年修改时就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回避、职责和工作要求作了规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有空白和模糊地带,需要予以补充和完善。2011—2012年全国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选举法》修改后的第一次选举,通过个案观察和法条分析,选举委员会在产生过程中暴露出民主性不足的缺陷,《选举法》有关选举委员会回避的条款存在被架空的危险,选举信息公开不规范,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回旋空间较大,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民主化构造,做实回避条款,明确选举信息公开的范围和方式。     

参与民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面向——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融合现象为观察对象

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协商民主已经成为补救选举民主内生性缺陷的一种理论范式。然而,这一理论路径并不切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驾齐驱"的历史与现实表明,我国更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尽可能以民主参与的方式来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和机会。     

参与民主: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面向——以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融合现象为观察对象

在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协商民主已经成为补救选举民主内生性缺陷的一种理论范式.然而,这一理论路径并不切合中国具体国情.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驾齐驱”的历史与现实表明,我国更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推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尽可能以民主参与的方式来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国家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空间和机会.     

党内“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双向逻辑演进及其兼容性分析

党内"选举民主"和党内"协商民主"是党内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者的协同演进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一致性的价值取向。把党内协商纳入党内选举中,在民主程序上实现两者的衔接与互补;在权源方面,以党内选举实现合法性的认同,用党内协商增强对合法性的巩固;在治理方面,实现柔性治理和刚性规约的一致性;在权利保障方面,既用好"多数决定原则",又做到尊重"少数权利原则",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和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圈层生活中的民主：农村选举的运行逻辑

圈层社会是农村社会生活与交往的重要表征。依据社会成员互动的关系性质,农村社会呈现出家族圈、人情圈、公共圈和示范圈等等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内的成员往往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农村选举运行于农村社会生活内部,在运行过程中被农村社会中的圈层特性所覆盖,并呈现出不同于制度理性和民主预设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直接体现就是各个圈层之间的互动与交换,进而打破原有的社会资源网络,实现农村社会资源的整体再造与重塑。从民主社会度发育的角度上看,这种＂打破-重建＂的过程一方面促进了基层民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成长与深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重新认识基层民主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状态。     

论民主规模对民主成本的影响——以选举民主经济成本为中心的探讨

民主成本之高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主规模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经济成本是民主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经济成本也会受到民主规模的影响.与之相似,作为民主政治基础工程的选举民主,其经济成本的高低也会受到选举民主规模的影响.人口的多少、地域的大小、时间的长短、职数的多寡等规模状况,都在或独立或叠加地影响到选举民主经济成本的高低.推进和发展选举民主,需要理性地关注选举民主规模的现实状况,惟其如此才可能使选举民主走得更稳健更扎实.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以民意信息处理为中心的技术分析

民意是民主治理的中心问题,良好的民主治理需要恰当的民意处理技术。作为民主政治的不同实现形态,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都是民主治理的技术,是基于民意的公共决策机制。在民意信息的形式以及信息处理的结构、过程及其结果等方面,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而这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效率优势、适用范围和应用效果。其中,选举民主是以选票为中心的信息过程,高度简化的选票信息量很小,标准化和可操作性程度很高,便于进行大规模的计算,在形成众意方面具有效率优势。协商民主是以话语为中心的信息交互过程,话语信息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利于形成共识性决策,趋近于公意的目标,但也意味着巨大的信息处理成本和严格的规模限度。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协商”与“选举”之辩——兼评“协商民主优先论”

在协商民主研究热中,众多学者提出并论证了协商民主优先论,这种以中国非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土壤为由,而倡导的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走上协商民主发展之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协商民主优先论既曲解了协商民主本身的观念,也背离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逻辑。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是现代政治民主的标志,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没有选举民主及其所维护的代议制,协商民主会因为缺乏公民平等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丧失有效运行的制度空间;而没有选举与投票环节,协商民主将议而难决。选举民主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只有同时推动选举民主,其他民主形式才可能发展。     

广东人大选举方式出现重要创新——人大代表候选人自我宣传合法

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中，候选人的确定如何避免“暗箱操作”？候选人可以用何种方式“推销”自己？需要多少人才能联名提出罢免代表的要求？贿选应该怎样界定？近日，提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修订草案）》对以上问题作了回答。     

从“代表建议”看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的分析

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权力委托与代理关系,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与功能发挥的基本价值基础。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情况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代表建议数量增多、分布多元化,说明了人大代表参政意识有所加强,也反映了人大民主制度确实有所进步。然而,总体上来说,我国人大代表建议的质量还不高,分布还不够合理,代表性、回应性尚不足,特别是与广大基层民众间的利益联结性有弱化倾向。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人大代表履职角色、功能定位的宣传和培训;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变革与优化,提升人大代表来源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意识,提高代表能力。     

论我国人大代表结构比例的调整优化——以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代表模式为分析框架

代议民主理论中有精英主义代表模式和多元主义代表模式.从理论渊源和制度设置来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符合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分层的加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结构比例出现了对新社会阶层的倾斜.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提高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这是对人大制度实际运作的一种纠偏,也是理论上向多元主义代表模式的回归.人大代表的结构组成,既要吸纳新兴社会力量,也要兼顾传统的民众基础,达致社会各阶层在代表权上的平衡.     

村委会选举中的规范化问题探讨——对山西诲村海选的观察

诲村第7届村委会海选过程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乡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选举程序不规范,投票过程比较混乱等.为了规范村委会选举过程,我们应采取如下措施:让有关人员认真学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正式选举之前做好一系列的公开性工作,妥善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确保村委会成员选举过程的公正性.     

基层民主从间接向直接的巨大跨越——浦口选举区党代表让“区镇领导和普通党员同台竞技”

“如果当选成功的话，你将如何发挥汤泉优势，把汤泉建设成为一个美好的旅游度假镇？”“汤泉有十里温泉带、百亩九龙湖、千年古银杏、万只白鹭林、亿株雪松田等生态资源。我将带领全镇人民，围绕建设‘没有围墙的园林式旅游度假镇’目标，着力将汤泉打造成有鲜明特色的小城镇。”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老龄化扩大了城乡差距吗?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城乡差距是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制约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立足城乡收入和消费视角,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厘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路径和机理.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距估计(GMM)方法,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产业结构变迁及其交互作用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东、中、西部区域间的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在全国范围内,老龄化是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析结果显示其对消费差距有扩大作用.考虑了老龄化因素以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呈现反向变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则能够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第二,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各区域内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均表现为扩大作用,且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老龄化的交互作用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影响最为明显,而西部地区的老龄化则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