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与儒学的现代化

肇始于二次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其现实性、紧迫性以及价值冲突和规范冲突引起全球关注,成为理论界追逐的热点.对中国传统儒学来说,生命伦理问题的产生,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儒学以其独特的人文价值资源对生命伦理问题进行解读,为解决生命伦理困惑提供一种价值参照.同时,对生命伦理的解读也构成了儒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儒学现代化应向巴哈伊汲取什么?

产生于东方的儒学和巴哈伊教,在当今都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新兴的巴哈伊教承传儒学的人文精神及社会理想,取得了传统宗教向现代化转换的成功;儒学应向其汲取改革不合时宜教义、重义又重利、保护环境、改善教育和妇女状况的成功经验,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推进儒学现代化之现实困境探析

传统儒学已经在时代发展的自觉选择过程中迈向现代化。然而要继续推进儒学现代化,并最终与民族复兴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发展范式相契合,就必须明确其目前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笔者认为关键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儒学如何在映衬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现实效用;二是如何处理儒学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三是儒学与现代文明融合的问题。     

儒学与现代化之契合如何可能

儒学与现代化之关系是生生不断的双向运动过程。背弃儒学的现代化和背向现代化的儒学都是不可取的。厘清传统儒学中具有恒常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智慧资源,多角度探寻儒学与现代化之契合,彰显儒学新的生命力,业已成为时代要求破解的课题。     

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该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他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中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个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既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儒学现代化的一个知识论范式——以戴震为中心

在儒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开始关注知识论问题。然而,在程朱形上学的知识论中,“人心”“物理”“天理”同构导致知识并未获得独立的价值地位。伴随着儒学现代化的推进,在戴震的知识论中,认知主体存在着一个由“精爽”进于“神明”的能力提升和扩展过程;认知对象体现为“物则”“分理”“条理”等形而下的客观物理;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可知论的主客关系;认知主体通过对认知对象的精确审察,将最终获得“理义”的认知成果。戴震的知识论建构为儒学现代化提供了个案性的范式,在今天依然极富现代性的启发意义。     

杜维明儒学现代化研究及其对跨文明研究的启示

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和新发展。它尤其注重考察跨文明研究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这两大因素。跨文明研究理论的提出,虽然受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启示,但是杜维明儒学现代化研究所采取的跨越东、西界限的"文明对话"策略,以及站立"文化认同"立场,一方面,反思五四以来"西化论"者的"强人政策"缺失,另一方面,发掘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内涵,展开儒家文化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的方法,对"跨文明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更具本土性的实践性启示意义。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与直隶省军事教育近代化

在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直隶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中军事科留日学生功不可没。在考察清末民初军事科留日学生状况的基础上,从军事教育机构、军事教育师资队伍、军事教育课程和教科书三个方面探讨留日学生对直隶省军事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从分析直隶省对全国其他地方军事教育近代化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直隶省军事教育的历史地位。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

清末和民国的社会教育突出了理论上的创新性、时间上的持久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对象上的普遍性,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其宗旨可以概括为“作新民”与“唤起民众”。“作新民”为宗旨的教育运动与“新民说”以及“新青年”观密切相关,“唤起民众”的教育运动根源于“总理遗嘱”,两者的共同目的在于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国民,救亡图存。     

论晚清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当今时代十分盛行,而该类教育形式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且颇受欢迎。晚清的补习教育种类多样,包括学校补习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以及其他补习教育等。该教育形式对推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外交机构的演变——析中国外交近代化历程

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始于晚清,完成于民初,外交机构也历经了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总理衙门和外务部在外交机构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封建统治大框架内进行的外交机构变革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直至清王朝统治结束,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使命始终没能完成。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建立共和制,在国体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北京政府对外交机构进行彻底改造,最终完成了中国外交机构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末尊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是在外力作用下启动的，内驱力严重不足，因而急需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来领导现代化。清政府缺乏领导现代化的能力，得不到国人的信赖，非但无法充当现代化的火车头，反而成了现代化的绊脚石。革命派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利用尊黄排满动员民众参与现代化，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清末尊黄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产物，是革命派争夺现代化领导权的必然选择。清末尊黄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诸多矛盾，同时发挥着助益现代化与阻滞现代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