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与“故宫学派”

从2003年提出“故宫学”以来,就在思考“故宫学派”的问题。只要是治中国传统文化之学,采取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重实证不空谈、学风严谨、求真求是的治学路径的,都是“故宫学派”采用的治学路子;如果研究的又是关于故宫的学问的话．便是不折不扣的“故宫学派”。     

论学派意识与学术生态现实——从国内哲学界学派的境遇及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抉择看

学派的境遇以至学派意识的缺失,非常突出地暴露了我们鄙俚之极的学术现实。然而,"学派"共同体机制对于理论和学术创新,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甚至决定性意义。学派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我国整个学术界缺乏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是地方高校学科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学派"对于提高地方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建设成效,具有其他"学术共同体"模式无法比拟、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因此,培育和发展学派是地方高校在学术影响和学科建设上有所作为的必由之路。     

扶持学派: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创新之路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中,学派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学派的特点和功能决定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创新,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学派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一条创新之路。思想政治教育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共同体和思想政治教育者个体,应通过学术民主催化、学术道德孕育、学术风气滋润来大力扶持思想政治教育学学派,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建设的创新。     

论学派——兼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学派是由不同学术个体研究个性的张显和聚合而形成的社会性团体。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团体相比,学派的特点明显可见:学术性团体、特殊的研究实践、隐性的学术体制和具有社会历史性影响。判断是否为学派的标准如下:自然形成且以学术为旨归的组织结构、特定的研究方向和风格、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性质、拥有叫得响的研究成果、学术主张为学界所瞩目,以及学派不是宗派。学派的产生和存在与学术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不同学派间的争鸣是学术繁荣的前提。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学派,例证有:通史学派、价值论学派、文本学派、中国化学派和范式或叫反思学派。     

"九江学派"与岭南学术传统

以"九江学派"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审视岭南学术传统,在继承、发展和批判中体现一种必要的学术接连.从经学、实学到儒学,"九江学派"的学术生命在乡土环境中获得培育,将三者合于其中,创建独特的学术思想流派,成同年间,"九江学派"以一个响亮的声音标志岭南学术的阵容鼎盛.     

“哥本哈根学派”的维度：在主体与客体之间

以“哥本哈根学派”为节点,通过对哥本哈根物理学派和语符学派的哲学基础的详细探讨,于历时平面,上溯康德“主体间性”对哥本哈根学派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明晰学术源流;于共时平面,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哲学基础相比较,在差异中明确“哥本哈根学派”在20世纪科学研究史上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地位。在综合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对“哥本哈根学派”作出合乎实际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评介。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翻译研究学派”的哲学解读

20世纪70年代,在翻译学科发展陷入困境之时,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应运而生。翻译研究学派在推动翻译研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吸引着一部分人把关注目光投向了这一学派迅速崛起的背后成因。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视角,本文将客观、真实地解读＂翻译研究学派＂的学术主张以及发展历程。     

从双重阅读到自我建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于西方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它是对西方世界的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不加批判地借用到中国来,就有可能在解释力上产生一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采取双重阅读的方式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看到其合理与不当之处。通过双重阅读,我们有了建立“中国学派”的自觉,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建设的实践是“中国学派”生成的重要渊源,利用这些渊源形成理论硬核,才可能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在启动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国际实践”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中国学派”的核心概念。     

城市文化推动深圳城市发展

在二十一世纪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城市文化因素在城市发展和城市国际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充分认识到文化因素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城市文化和文化经济,造就了良好的城市文化精神和蓬勃发展的文化经济。积极向上的城市文化精神和蓬勃发展的文化经济也反过来促进了深圳城市发展,成为深圳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为深圳的城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学衡》到《国风》: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东南学派"

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创立开始,历经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变迁,以《学衡》、《国风》这两个学术文化批评刊物为标志,形成了现代中国批评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派:东南学派。东南学派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似乎一直可以追溯至南京历史上前朝历代的国学,但在现代思想学术语境中,“东南学派”却是作为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者应运而生的。在思想主张的极端方面,“东南学派”几乎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的所有主张均持相反意见,这些主张概括而言,集中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和民族文学的倡导,而在对于西方文化的认知介绍方面,则偏重于西方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化,但对于“中世纪”西方文化的重视,亦成为“东南学派”于现代学术之独特贡献。     

中国法学流派的创生和珞珈法学派的可能

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出现大家公认的学派,但不少学科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法学界也是如此。所谓法学流派就是指在法学领域内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系统的理论预设、研究进路和基本观点的学术共同体,学派在学术上具有理论的独特性和系统性、真理的片面性和深刻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和不惟一性的特征。政治干预学术、体制束缚发展,经济方面的诱惑,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法学学者自觉不够是中国当今法学流派不鲜明的主要原因。文章还对创建法学流派的根据、条件和意义进行了阐明。武汉大学在法学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可能形成在理论上独具一格的“珞珈法学派”     

清华学派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四论“清华学派”

本文将清华哲学系的新实在论派定义为狭义的清华学派,而将20—40年代清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以兼容会通中西文化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文化观为特征的学术文化思潮定义为广义的清华学派。作者阐述了这一思潮在王国维的“贯通法”、陈寅恪的“历史阐释学”、吴宓的理想主义与新人文主义、潘光旦对传统人文资源加以开掘的社会学、以及这一学派的“接着讲”和“释古”主张中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文章否定了将吴宓与陈寅恪匡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分析了整个清华学派的实质是文化改良主义,强调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学术领域中的历史价值与深远意义。     

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该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新左派"理论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化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注重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以及受众的研究.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理论以及"新左派"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

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流派,它的文化观念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文化观念自身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可以分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伯明翰学派提出文化就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在第二阶段,伯明翰学派通过吸收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的定义从两个角度分别改造为:文化是一种物质生产过程以及文化是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在第三阶段,伯明翰学派将第二阶段中关于文化的两个定义综合在一起,提出文化是联系物质生产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的符号系统。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的成长——郑杭生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贡献

郑杭生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始即以理论自觉意识确定了以“社会运行”为主导观念的社会学定义,并衍生出“社会转型论”等四论;更形成以“社会运行”主导观念为导向的有自己话语体系的学术群体.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据了学术高地,有了学术制高点,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创新正表现为从强势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解放出来,为自己正确定位,加强自主性,形成社会运行学派.     

创立中国学派 重塑学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反思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正确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立场为指导,以研究和回答中国当代社会和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为中介,广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理论资源,进行自主创造,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学派。文艺学者应恪守学术本位、民众立场和学术理路,开拓学术空间,专注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和学理增长,在中国和世界文论史上写下中国学者有分量的篇章,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形象。     

出土文献所见楚国的史官学术与"老庄学派""黄老学派"

由于很少受到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楚国的原始巫史传统直到西周以后仍能保留发扬。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孕育了楚地的道家文化。道家思想自战国初期形成到战国中期发展成“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两个分支,并同在楚地发展,一直延续到汉初。同时,在战国中期,当地的“黄老学派”还发展到齐国稷下,成为北方的重要一支,也一直延续到汉初。有关这些事实,在《汉书.艺文志》本来有所反映,然而,由于东汉以后相关文献的佚失,遂使后人只知北方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的发展,而对南方楚地的黄老学派的本源发展反倒无所知晓了。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考古材料出现后,这一学术缺憾终于可以重新弥补了。     

学派观念和中国科学哲学“语境论学派”的学术特色

历史地看,学派就是共襄旨趣的文人学者群体,这种最能彰显德治的共同体方式也许是拯救学术的最佳选择。在科学哲学面临世界性学科建制萎缩、理论失效和跟踪西方随波逐流窘境的三重危机之际,中国科学哲学家基于对关于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和科学哲学发展问题的梳理,对各种研究范式的反思,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整体论思想与语境论思想的衔接和整体论哲学的重新构造,凝结形成了自己的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展示了具有中国气派的主动应对困局和勇于创新的胆识。     

试论公共管理学派的特征

判断一个学派成立的标准,国内外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4条标准:一个学派要有一个领头人物和一批成绩卓著的研究者,并在学科开端时产生;其学术成果已形成理论体系并在学术上产生重大影响,要有自己的研究风格;一个学派要得到社会的公认;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用这4个标准来衡量公共管理学派,就可看出公共管理学派并不完全符合这4个标准,它明显带有“洋学派”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