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俄联盟泄密后的各方反应

孙中山的中德俄联盟经陈炯明向外报泄露后,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列强诬称为“过激主义”和“亲布尔什维克”。英法新闻界指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谋。北京政府表示“密切关注此事”。政界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也立即声明“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社会上也不乏为陈炯明的叛逆行为辩护者。孙中山不得不发表声明,澄清事实。上海《民国日报》为中德俄联盟辩护。中共认为这是关系中国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与辩护。共产国际和苏俄也支持中德俄联盟的宣传。从对中德俄联盟的态度和反应可以管窥国共两党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复杂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人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不重视。之所以愿意和中共合作,与其对社会主义理论、苏俄的认识密切相关。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并受到普遍重视,许多国民党人也积极进行了研究和宣传。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各异、对联俄容共的政策有怀疑、对中共也有疑惧,但苏俄革命的成功与对华宣言的发表使国民党人普遍对苏俄抱有好感;希望以俄为师及苏俄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及对具有革命积极性的中共党员的欣赏更促进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马林和国共合作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具体形式是马林一手搞起来的。马林来到中国后,逐渐改变了共产国际北联吴(吴佩孚)南结陈(陈炯明)的政策而转为联合孙中山国民党,实行以国民党为主的国共合作。对于国共合作,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反对者并非居多,但当马林提出要实行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行合作时,引起了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激烈反对。马林借助共产国际压力迫使中共接受了这一政策。马林为何要坚持这样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从而达到国共合作之目的,对共产国际、苏俄究竟有什么益处?在这里,马林所代表的是苏俄中心抑或革命中心?对这些问题,史学界论之甚少。本文试图作一管窥。     

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

文章通过对李泽洛维奇这样一个在中共创建时期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阐明了苏俄、共产国际早期在华进行的联络、宣传和组织工作曾得到俄侨非常有力的帮助，同时苏俄以外的其他外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及其政党也对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给予过一定的促进与支持。文章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和苏俄、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做总体的考察，旨在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探究向前推动一步。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苏俄和共产国际从其东方战略出发 ,积极在中国寻求盟友 ,最后决定面向孙中山。孙中山则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寻求列强支持的失败 ,转而寻求苏俄的支持。这样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 ,相互接近。苏俄、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使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并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同时调整了革命方略 ,即是从注重军事工作转而注重政治工作 ,特别是宣传工作。不过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的言论表明 ,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党内合作政策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

苏俄提出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是为其推行“东方战略”服务的 ,完全是为了自己利益 ,不符合中国实际 ,是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磋商的结果 ,中共和国民党内部都反对这一政策 ,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 ,而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强迫和国民党的严格限制 ,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所在     

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关注和引导国民党内的派别分化,以支持国民党抗衡北京政府,完成其在华战略布局。其具体做法是提出对国民党内派别的政治划分,并加强其左转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英美式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尽力维持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联俄、容共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政策，但容共实为联俄的副产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久未确立，容共政策自无从推展。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开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实质性准备，最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推展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阶段，国共两党和苏俄及共产国际为探索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必将开启中国革命的全新局面。     

先党后军:中共早期与“枪杆子”关系考论

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并试图有所补救。但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始终未能组建自己的党军。零星而边缘化的军事尝试并不成功。然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军事武力的认知与构想并非没有意义。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却具有全局性和长远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三大法宝"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历史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匪化”宣传,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扑朔迷离、面貌模糊。西方世界关于中共的认识,几乎都是来自国民党的官方宣传,认为中共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土匪和流寇并无区别。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启发,开始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宣传举措,积极突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撕掉污名化的“土匪”标签,向西方世界展示土地革命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政党形象,成功实现了形象修复和再造,并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对欧美此后的对华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党在这一时期国际形象建设,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