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精英主导下的“三位一体”村治模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精英来治理的。由精英主导村庄治理,并不与“村民当家作主”有必然的矛盾,相反,村治精英引导了村庄民主的发展,而村庄民主实践也为精英的培养提供了舞台。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由谁来掌握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否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要保证精英主导下的村庄治理的民主取向,需要构建起村干部、草根志愿性组织以及村民“三位一体”的村治模式。     

土地精英的阶层化与村庄政治--基于河北省宋村沙场调查

强势的发展主义正在替换乡村社会自生的运作逻辑,并相应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形态。凭借土地商品化机制及各种策略性手段,宋村的权力精英逐渐异化为土地精英。经由人员的吸纳与物质的聚合,土地精英由个体化导向阶层化。土地精英阶层不仅改变了村庄内部阶层发育的常规逻辑,而且日益对村庄政治系统发挥影响,并不断增加村政治组织的分利化倾向。宋村相应的治理形式由先前的“无为之治”转变为“分条治理”。村庄结构也由于土地攫取成为依附式的稳定结构。看似稳定的背后,其实是以消解村庄共同体的长远利益为代价。从此角度看,土地精英阶层不能不察。     

论村民代表会议与"先富群体治村"——民主制度建设与精英治理的平衡

"先富群体治村"是近年来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精英治理格局的回归,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和实践产生了紧张,折射出民主治理与精英治理两种模式问的张力,矫正"先富群体治村"趋势、消除民主参与的结构和观念障碍,需要在制度建设上着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村民代表会议是践行民主治理原则的载体,亦是平衡"先富群体治村"现象的重要机制,但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与规范.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乡村精英维度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管理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农村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另一方面,处于村庄社会上层的乡村精英又呈现出多元化格局,除了传统的以村组干部为主的治理精英外,经济能人、宗族头人、意见领袖等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然而乡村精英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存在个人色彩与逐利化浓重、公共责任弱化等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吸纳等途径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精英的规模

在研究农村问题时 ,“精英”这个概念使用的频率挺高。综合大家的各种分析 ,可以说农村精英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拥有的 (经济、权力或关系 )资源丰厚 ;个人能力较强 (这里的能力包括个人的知识、智慧、为人处世的技巧等 )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村干部和其他选举时强有力的竞争者 ,学界同仁们往往将其称之为村庄的“权力精英”、“非治理精英” ,或统称为“政治精英”。我是以村民自治、村委会选举为楔入点进入农村问题研究的 ,对于包括村干部在内的选举中的风云人物 ,我习惯地称之为“选举精英” ,认为他们都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一次在浙…     

柔性政权：“政治动员”下的乡镇和村庄——东南沿海D镇个案分析

现代工业的发展与乡镇财政的要求和杜区自治下的村庄构成了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由于村治精英的运作，得到了缓和；村治精英在此过程中还拓展了村治的空间。为此，本文提出，在理解乡镇政权、村治精英与乡村工业的三方互动方面，在理解乡镇分权倾向、村治空间的构成方面，“柔性政权”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     

乡村社会结构演进中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变迁

不同的乡村社会结构形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导致了不同的供给水平与效率.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宗族组织为主要结合形式的社会,形成了公共产品的社区供给机制.人民公社时期社会结构单一,以政府为主导形成了与之相适应、低水平、但具有较高效率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的乡村社会结构没有形成且不稳定,出现了乡村社会结构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协调,此时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有所提高,但供给相对不足、效率较低.为此,必须重塑稳定的乡村社会结构,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提高其供给效率与水平:培养乡村精英,建立社区精英领导下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培养乡村民间组织,促进社区多元化供给;壮大乡村社区集体经济,促进公共产品的集体供给体制的形成;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服务型有限政府.     

性别、权力与空间 ——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类型研究

对广东、陕西、上海三地农村妇女的家庭权力与村庄权力进行实地考察,在经验整体性视角下探讨农村妇女权力的类型及内在逻辑.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伴随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深入,家庭与村庄的空间功能显现出速率不同的变迁.权力的实践需要以空间为载体,不同的空间功能下农村妇女家庭和村庄权力呈现不相一致的类型.按照家庭和村庄空间两个维度,农村妇女权力可划分为家庭中与村庄中的双重依附、家庭中主导与村庄中边缘地位、家庭中的支配与村庄中的自主地位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明显具有历史变迁的逻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