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问题的体制政治化解读--论《我们夫妇之间》系列现象的精神同构特征

从文学事件及其社会历史影响的角度来看,对于"萧也牧创作倾向"和他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要害在于开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文化问题政治化解决的先例.这一点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但从精神文化史的角度看,"萧也牧创作倾向"的相关作品以及对它们批判和鸣冤叫屈等一系列历史现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被忽略了的悲剧性的意味.     

日常性和趣味性的承续与超验意义的消解——解析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延续了晚清及19世纪40年代以来市民文学中的日常性叙事传统,叙事存在着趣味化的倾向,使作者的创作动因也就是作品所要表达的“工农结合”这一超验命题被颠覆和消解。文艺界组织的对这部作品的批判则是工农兵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规范在创作、阅读领域通过消除“异端”逐步建立霸权的典型实践形式。     

“莎士比亚化”

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拉萨尔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以下简称《济金根》)的缺点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时提出了要“更加莎士比亚化”的重要创作原则。在这里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是作为文艺上两种对立的创作倾向来加以对比的。“莎士比亚化”意味着从现实生活出发,在文艺创作中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席勒式”意味着从主观观念出发,在文艺创作中搞唯心主义。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创作倾向,明确地表达了他     

厄普代克的“女巫”为何惹恼了女权主义者

出版于1984年的《东镇女巫》是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为了回应女权主义运动以及批评界、尤其是女权主义批评家们对他作品中重男轻女倾向的反应而创作的一部小说。然而，小说的出版并没有受到女权主义者的称赞，反而引来她们的反感和批判。     

批判现实倾向的勃兴和消失——试析四十年代初延安鲁迅式杂文和“新杂文”的艺术命运及其影响

延安整风时期,随着鲁迅式杂文的兴起一时,杂文的批判现实倾向受到置疑;金灿然以《一得书》为“新杂文”的代表,肯定了这种杂文创作模式;然而强势的党文化力量使得“新杂文”并没有蔚然成风,最终革命内部批评成为杂文创作的畏途。     

科学视野之下的“五四”小说

崇尚科学是“五四”的主调之一,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必然受其影响与制约。考察“五四”时期的小说,我们无法遮掩科学的影响与促动。“五四”小说所呈现的科学理性精神、思想方法以及创作观念与科学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对“五四”小说求真倾向的导引;对“五四”小说的批判意识的影响;对“五四”小说启蒙话语的促动。     

从“裸体的诗”到构造“诗的躯壳”——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探源

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主要是指对新诗形式美的关注和强调。早期新诗人把“自然”作为最高诗艺准则并一味强调情感的自由自发抒写，由此造成的诗艺自由主义流弊严重影响新诗的发展。作为对自由主义诗学倾向的反拨和修正，要求新诗注重艺术特性的呼声从新诗创作初期就已存在。五四之后几年间，白话—自由诗的弊端越来越严重，这种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1926年的新格律诗运动。新格律化主张的形式标志着新诗艺术化观念的成熟。由于学术界对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的历史背景及演进脉络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初步的评价。     

试谈“三度”——莫泊桑短篇小说艺术风格浅探

莫泊桑以“短篇小说之王”蜚声世界文坛.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前十年是他的初炼阶段.对于法国社会,这是个极其严竣的历史时期: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第三共和……在刀剑的铿锵、鲜血的流淌中,大资产阶级粉墨登场,金钱成了至高无上的国王.莫泊桑指控社会罪恶,描写“可怕的真实”,奠定了文学创作批判现实主义的基本倾向.(也有部分的自然主义倾向.)     

从“俗世关怀”到“自然关怀”——李贯通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研究

李贯通小说创作存在一个由“俗世关怀”向“自然关怀”转型的过程。其前期小说注重“俗世关怀”,主要描写微山湖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继承了传统儒家道德伦理精神和道家批判精神;其后期小说注重“自然关怀”,主要描写文化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追求,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刚毅精神、道家自然洒脱的人生态度和回归自然的精神取向。传统儒家、道家人文精神是李贯通小说创作中自始至终存在的两方面文化因子,相对而言,道家的避世倾向、超越精神和回归自然的精神取向更能反映作者的精神本性,李贯通心灵深处的“桃花源情结”最能体现这一点。     

“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

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

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革命八事”是就当时中国文艺状况而言的。此为胡适的由衷之言。所谓“当时中国文艺状况”即指南社的创作倾向。南社“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胡适的留美同学如梅光迪、胡先、任鸿隽、杨杏佛等都是南社社员和《南社丛刻》的作者（第１１集起）。胡适通过与这些同学的交流，并直接获读《南社丛刻》，熟知南社的创作倾向。已经接受了现代哲学、文学观念训练的胡适，在审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轨迹，推断未来历史走向时，居当时文坛要津的南社便成了胡适视野里的一个主要对象。“文学革命八事”不仅是针对南社创作倾向提出来的主张，而且论证这些主张的材料十之八九也出自《南社丛刻》。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公有制理想

马恩一直怀有批判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革命倾向，十九世纪中叶，亚细亚社会在西方资本主义之外，提供了公有制的生动说明，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就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进行历史的批判。在他的视野中，当原始公有制尚未成为一种普遍事实时，“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实际上被用来标称原始公有制，以说明私有制并非一种永恒的历史现象。这既是由马克思的革命倾向所决定的，也是符合其“历史─逻辑的方法”论要求的，同时也以对史前社会认识的有限性为依托。随着对史前社会认识的不断增加，即当原始公有制成为一种普遍事实时，再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来标称原始公有制就没有必要了。     

欧阳修的“文道”观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研究欧阳修诗歌创作时,我们会发现他的很多创作实践是有其明确的创作理论做指导的,而他的创作理论又是以其大量的创作实践为体现的.我们如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就会对他创作中的自觉倾向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且能进一步把握住以欧阳修做为主将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欧阳修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与道的主张,是以“切于世事”、“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为原则的.为了弄清他在论“文与道”,特别是在论“道”时有哪些不同于前人的倾向,从而看出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更新的东西.我们仅就中唐古文运动后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做些大略的比较.     

“学而优则仕”新证

一、问题的缘起在“文革”中掀起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中，曾批判过《论语·子张》篇中的一句话“学而优则仕”，斥之为“孔老二”的反动的“读书做官论”；谁曾想到，“文革”结束后，同样还是这句话，却又被人褒之为孔夫子“选贤任能”、“打破宗法世袭制”的进步思想。一贬一褒，乍看水火不容，但被文探源，却是貌离神合：这两种观点都把“学而优则仕”解释为“学习如果优秀就做官”。笔者以为，从文字训治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对“学”、“优”、“仕”三字的解释与作者的本意是大相径庭的。以偏盖全、以今释古、割裂原文、断章…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思想

“一般”与“个别”是一对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一般”与“个别”的较为合理的思想。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矛盾之处：在本体论上，他注重对“个别”的认识，认为个体事物是第一实体，从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他更为注重“一般”、“共相”，从而回到了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由此为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性”为要彻底实现自身而进行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传统的“主体性”概念、理性至上主义、旧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最终归结为人的自由生活——审美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文章专门以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例，具体说明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作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尽管有些过激之谈和片面性，但其彻底批判和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却是值得赞赏和吸取的。     

五四运动与儒学的命运

七十周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史上一次划时代的群众自救运动,也是一场比较彻底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中对儒学的激烈批判与否定的形而上学倾向,影响了半个世纪,致使“儒学”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成     

“回归马克思”：批判教育学的发展选择及其问题

以麦克拉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批判教育学者，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及左派重振运动的背景下，提出“回归马克思”，其目的在于使批判教育学变成一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克服人的异化而实现人的解放的教育学。批判教育学“回归马克思”实际借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释的概念范畴和分析框架。由于批判教育学理论的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修补的改良色彩，因而回归马克思的努力也只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义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胡风对现代小说典型论的“修正”

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理论武器，批评抗战时期文学创作里广泛存在的“类型”化倾向，提出以“熔铸”为艺术手段，实现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有利于现实主义小说理论的深化和创作的发展。     

“元和体”概说

“元和体”概说曾广开“元和体”是对元和时期诗坛上流行的某些创作倾向的概括。由于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什么是“元和体”，历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为了对“元和体”做出比较准确的界定，笔者将对元和时期诗人的自述和时人的评述进行综合，最后提出自己的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