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中国住房政策过程透析

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研究住房政策过程首先要确定政策舞台,但是单一舞台牵涉众多行动者和复杂行动链,故将其区分为三个具有制约关系的舞台:中央政策舞台、部委政策正式舞台和部委政策非正式舞台。前两个舞台的功能分别是选择政策目标和拟定政策方案,最后一个舞台被界定为一个针对政策方案的问题网络。三个舞台受到了住房业属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应用规则三个外生变量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情境结构并具有不同功能。住房政策过程在舞台内以及舞台间的互动中得以阐释。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理性制度为何无法取得理性结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启示

产业扶贫是提高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保障,但实践中却出现了"理性制度无法取得理性结果"的执行困境。现有研究分别从主体行为、制度结构与治理情境三个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其中,主体行为视角从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与执行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政策执行的直接因素;制度结构视角从治理体制、组织模式与制度逻辑等方面挖掘了"形塑"该问题的制度基础;而治理情境视角则探讨了造成各地产业扶贫政策执行差异的要素禀赋、产业选择、产业运作模式及关系网络等情境性因素。现有研究虽较全面地甄别了影响产业扶贫政策执行效果的各因素,但仍存在着缺乏整合的分析框架,忽视基层行动者的调适功能,理论提炼与对话稍显不足以及难以识别影响政策执行的共通性因素等问题。后续研究可借鉴制度分析和发展(IAD)框架中的多层次分析思想,建立整合三大视角的统一分析框架,挖掘治理情境中的调适性因素,探讨治理情境与行动者的不同互动模式,寻求与已有政策动员及国家治理理论对话,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以实现理论的整合与突破。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政策过程中的政策企业家:发展与评述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政策企业家”已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于解释政策过程与政策变化.扮演“政策企业家”角色的个人和团体在推动议程设置、推进政策创新、促成政策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在政策过程中,他们会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特定问题的关注、促成特定的政策方案出台或者“兜售”偏好的政策方案,然而这些活动要受到制度和环境的制约.政策企业家的各种行动以及对政策企业家精神的倡导可能会导致少数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控制公共决策,对民主治理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政策企业家理论对解释中国政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和广泛的应用前景.在今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内部的政策企业家,并对不同类型的政策企业家以及不同领域的政策企业家进行比较研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策响应速度差异研究——基于283个城市复工复产政策的事件史分析

危机情境中的政策响应速度,是政策扩散研究的重要议题。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整合形成“组织-制度作用路径”“政策行动者作用路径”“政策适配属性作用路径”和“问题-能力作用路径”的研究框架和假设,结合中国283个城市复工复产政策响应的数据,深刻分析了危机情境中政策响应速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从时间维度上看,复工复产政策的响应扩散是一种典型的政策爆发现象,呈现出显著的R型曲线扩散特征;(2)领导者学历、城市工业企业拥有量和病患治愈能力与政策响应速度之间呈正相关,对政策响应速度起到了显著的“加速效应”;(3)纵向层级压力、横向区域压力、地方问责力度、疫情形势严峻程度和城市经济发达程度则表现出显著的“迟滞效应”,即延缓了城市的政策响应速度;(4)领导者年龄与政策响应速度之间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危机情境中政策响应速度影响因素的分析,为进一步理解政策扩散速度提供了实证数据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策扩散研究的理论边界。     

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照顾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及政策探讨——以老年照顾场域为例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且加剧,老年人照顾问题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厘清“照顾”概念的本质,剖析照顾场域中型塑的照顾关系,有助于廓清老年照顾问题对于个体、家庭以及国家的意义和价值。探讨对“照顾”概念的本质及其内涵外延,并进一步分析照顾场域中型塑的多重权力关系及其特点,最后从政策层面探讨如何消解照顾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在不同层面及不同群体间构建平等的照顾关系。通过这些探讨回应现实中的老年人照顾困境,并探索高品质老年人照顾的可行途径。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混合型”政策创新: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解释框架——以J市“老楼加梯”为例

近年来，以原创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折衷为主要特征的“混合型”政策创新，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常见模式，系统阐释其内涵、情境、动因、策略，有助于丰富我国政策创新的理论谱系。从情境来看，“混合型”政策创新源于创新风险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压力型体制下创新激励与问责风险的并行、相对沉寂的场域下创新信号的释放。创新绩效的竞争驱动、先行地区的示范效应、属地管理的职责归属、创新“收支”的综合考量，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动因。审慎学习与折衷式再生产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基本行动策略，具体包括：在回应百姓关切和上级政府要求基础上基于绩效预期的议题选取、基于创新突破的反复调研、基于风险把控的审慎评估、基于折衷变通的方案设计、基于由易到难的边试边行、基于亮点深挖的对标提炼。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社会学分析——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

政策执行是实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社会学嵌入性理论，以"社会人"的行动为视角，从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和政策工具适配性3个方面建构分析框架，审视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执行过程及存在的问题，探寻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通过分析发现，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脱嵌"问题，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普惠政策执行中行动者互动"脱嵌"；（2）忽视普惠政策共同体存在的问题；（3）普惠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失衡；（4）忽视普惠政策执行者的弱关系信息"桥"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普惠政策执行中的"镶嵌"策略：重视多元民主参与，增进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的信任，提升政策工具与政策共同体的适配性，注重自主与合作相结合。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探索与政策含义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建构主义为思想基石,聚焦于考察技术被建构的过程。在该理论框架中,技术被界定为社会行动,从而消解了传统的“人—机”二元论,而走向一种“可塑因—不可塑因”的新二分法;技术的结构即是围绕技术的社会行动结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布和互动关系可运用网络方法加以分析;技术发展是一个建构的演化过程,其动力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多样性源自于各类行动者的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协商构成了选择环境;社会建构论包含一种建构论的政策思想,强调政策干预的持续性、地方性以及政策决策民主化。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中国建筑节能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从政策网络行动者、政策网络结构和政策网络互动三个方面对我国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进行了分析.我国建筑节能政策网络行动者表现为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四种关系形态,目前我国建筑节能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自主性偏低,行动者间的整合性较弱,且互动不充分,是一种从属型政策网络.构建导向型政策网络是推进我国建筑节能政策有效运行的必然选择.     

政策偏差研究:回顾与展望

政策执行与预期的不一致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量研究。文章对关于中国当下政策偏差的研究进行总结,区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评述。从宏观层面看,中央—地方、国家—民众关系是最主要的分析框架,条块分割、考核困境、政策适用和民意传导四个问题成为解释政策偏差的基本出发点。从微观层面看,基于不同的行动者假设,如追逐私利、推卸责任和关系先在,出现了利益分化、监督不足和网络匹配三种解释理论。最后本文认为未来可能的研究生长点在于引入历史维度,将文化因素纳入分析之中。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