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锡工商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品格——兼论"锡商群体"的历史价值及其意义

构建新的城市文化,首先要梳理城市历史文脉,发掘文化个性与内涵。无锡作为工商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城市,发掘整理、提升工商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品格,是目前研究城市文化的重要一环。文章首次从理论高度提出了“锡商”概念,指出发掘“锡商文化”的重要意义,对锡商的群体价值进行了梳理,对锡商的历史贡献进行了追溯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锡商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和概括提炼,从而确立工商文化是无锡主流文化的观点,也首次对锡商精神质素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论定。     

论南海王国古越人与闽粤赣边区客家先民的历史关系 --兼论畲族与客家关系

本文论证了西汉前期的南海王国是古越人一支建立的,南海王的封邑及其疆域位于闽、粤、赣交界地区,宋元时期这一毗邻地带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文章指出客家人的来源除以中原陆续南迁的汉族为主体外,也融合了当地土著古越人,这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都可得到印证.畲族先民迁入闽、粤、赣的时间较晚,与汉族(含客家人)是两个民族,各有独特文化;元明清时期,畲族与客家人也曾相互影响.     

皮亚杰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贡献 --兼论《儿童语言与思维》的历史地位

从皮亚杰<儿童语言与思维>(1923)发表以来,他的"儿童语言"思想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儿童语言实验的"临床法"、儿童间交流、语言起源的个体发生学探索方面,皮亚杰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贡献尤其突出.皮亚杰语言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仍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     

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帝王和萨满教发生过密切关系。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巫王合一、巫王合作型的政权形态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宗教有机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政权形态中 ,王权和神权结合在一起 ,但二者相互干预 ,并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作用。萨满巫师和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合伙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典型的政治宗教形态。建立在萨满教观念基础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治宗教的核心是“王权神授”和“汗权天授”思想。这与中原王朝历代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观念基本一致。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洪宪帝制前袁世凯与部属的关系--兼论袁世凯的用人术

袁世凯知人善用,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提拔和笼络了一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才,使之成为自己的部属,辅佐其统治。但实质上他用人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靠金钱利诱和个人交情等手段来笼络,一旦其部属与其利益不一致或危及到他的利益,就对部属行排挤和猜忌之术,而不管以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和融洽。袁世凯的用人术有开明的一面,同时又有浓厚的狭隘性。由此还可以透视出袁世凯集团的团结是基于一种纯利益关系,袁世凯集团最终分裂亦肇因于此。     

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

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兴乃是８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的覆亡，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朝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助、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着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     

论哲学范畴与思维方式的内在关系--兼论"效益"范畴与当代思维方式

哲学范畴与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就是由当时的哲学范畴结成的"网",范畴的特点决定和体现着思维方式的特点,范畴系统的演变决定和体现着思维方式的变革.优化哲学范畴系统对优化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关系的再认识--兼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三大任务

对于所有制与它的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与西方的产权经济学都做了严格的区分。应当深入、准确地了解和确定二者的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认识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因 ,并且正确地确定经济改革的对象和目标。据此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市场经济内在制度要求相适应的“市场型公有制”及新的所有制结构 ,不能把经济改革停留在实现形式这个层面上。     

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之历史反思——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集体主义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对于它的不同回答 ,划分为在历史上产生不同影响和作用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大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本文依据这一基本线索 ,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和辩证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导价值取向和道德原则———新型集体主义作以探讨。     

法官良知对于司法过程的意义--兼论法官良知与现代宪政体制及理念的关系

法官是任何一个完整的司法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 ;而在法官要素中 ,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 ,离开了它 ,法官将不成其为法官 ,而司法过程也定将无所作为。但是 ,普遍地恪守法官良知是有条件的 ,它与国家实行宪政的程度密切相关     

朱骏声假借说的严重缺陷及其影响--兼论应当承认通假字与同源字的交叉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论假借 ,主张“通其所不通则为假借” ,即凡假借其双方在意义上是一概不相通不相关的。此论对造字之假借而言是正确的 ,但对用字之假借———通假来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朱氏收列用字之假借 (通假 )实例多与其理论相矛盾 ,而现代许多著名专家不但继承了朱氏的理论而且长期延续着朱氏之矛盾 ,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以朱氏为代表的假借 (通假 )理论应当修正 ,承认通假双方其意义并非一概不相通 ,通假字与同源字是有交叉的。     

试析魏晋南北朝诗人写作的模拟袭用现象--兼论古诗十九首与曹植诗歌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诗坛模拟袭用之风盛行,诗人在模拟与重复中感受并彰显诗歌形式美的各种要素,对于促进古典诗歌走向成熟以及诗歌意象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因模拟袭用之风推动,魏晋南北朝诗坛出现了数量众多分别在内容、情境、语言、风格诸方面相似或相近的诗篇,甚至导致传播过程中某些诗篇署名的混淆。探讨曹植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相似,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论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兼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很好的体现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需要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及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必要的司法解释；确立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和权威性的执法机关：建立针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具体法律调整机制。     

民族关系建构的历史洞见与未来发展——兼论明朝“屯军”贵州的战略“丝路”思想

历史镜鉴现实,民族关系的和谐态势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外来民族与本土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着聚合与裂变。明朝的屯军军事丝路,以及集现代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为一体的一带一路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民族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善于引导,做到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就能防止把隐性的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内在因素消解在萌芽阶段。这就需要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把他们的生存与生活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来考量,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哲学历史定位的三种观点及其论证思路——兼论“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的关系

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置于世界思想史演进的总进程和总图景予以观照 ,通过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哲学派别的比较 ,确立其独特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是马克思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将体现出 ,一方面 ,马克思哲学是哲学的一种形态 ,它是哲学大家族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 ,它又不是普通的一员 ,它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特点。这种“比较研究”与“文本研究”、“现实研究”一起构成完整的马克思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 ,都属于马克思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强调基础理论与文本研究的同时 ,也非常注重比较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 ,以下是四位青年学者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就此发表的见解。     

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兼析加入WTO后不断加剧的国际资本流动给我国带来的风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对危机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危机不但使国际学术界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而且也掀起了探索、研究金融危机的热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机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这两个角度,探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并分析了国际资本的充分流动,可能给加入WTO后的我国带来的风险与影响。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的内在关系及其研究的现实意义——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时，非常重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特别注重他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但在这种研究中，有的论者往往把《人类学笔记》称作马克思最后的“晚年笔记”，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称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特别是，又把这种看法说成是马克思晚年理论“困惑”的表现。这样，就把马克思毕生所注重研究唯物史观的统一性给肢解了。这不仅不能从理论上对这一历史观进行全面完整的理解，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对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科学地说明。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两个历史学“笔记”及其关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