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从“遗书”整理看晚清国粹派的学术思想

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之交,面对古籍散佚,传统学术零落的状况,国粹派奋起整理“遗书”,他们收集宋明遗民著作,排抵专制学术,强调稗史对保存故实的作用,重视中华群萃。国粹派对“遗书”的整理反映了国粹派学人的“国粹”观念,“国粹”具备近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反叛文化专制,提倡新史学,期望由存真而至美善地“复兴古学”。国粹派“保存国粹”与“复兴古学”的本意不是守旧,而是希望从传统学术中寻找到接引文化转型的元素。在辛亥革命结束后,“古学复兴”的重心由排满转向了留真,国粹派虽然没有实现再造文明的理想,却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学术由经入史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正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的确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个人主义"--"五四"一代之"公同信仰"--从鲁迅、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

将民主与科学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特质,几乎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史实。本文认为,民主与科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标举的显性旗帜,而“五四”新一代知识者之共同精神信仰则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先知类型”的“个人主义”为那一代知识者提供了独异的生命激情,从而使他们在中国传播异质性思想成为可能。本文力图从鲁迅和胡适的易卜生观切入对该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国粹

前此“文化热”中,有以“启蒙”与“国粹”相对立者,以为国粹就是封建文化,启蒙既然反封建,自然也要反国粹,其实非也。本文先讨论启蒙的历史规定性,并对中国的启蒙思潮起于明清之际的传统看法提出异议。然后再来讨论“国粹”及其与“启蒙”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     

论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自一八九四年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排满”的旗帜,到二十世纪初,以“排满”为其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蓬勃兴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民族主义的宣传活动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本文略述以下三个问题:1、在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能够“自觉地把‘排满’纳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范畴的”“爱国之士”,只是少数人,2、在大量鼓吹民族主义的著作中,能够比较明确地把“排满”与反封建、反帝联系起来,并提出正确策略的言论,并不多;3、当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具有狭隘、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论五四时期的“全盘化反传统”与“过激主义”

〕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糟粕部分。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已不很确切，所以更不能说是“全盘化”反传统。所谓过激主义也只是封建军阀、国粹派、改良派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构陷之词。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转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探索的结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