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与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兼论台湾问题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 ,本文通过分析安全困境发生的原因 ,提出了安全困境的两种模式 :一般性安全困境和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在此基础上对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安全困境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冷战后对台湾问题的思考应该放在中美安全困境的背景之中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多维透视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困境,同时也是国家行为体间安全认知的困境。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成因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霸权造成的安全困境,二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导致的大国关系困境,三是区域安全机制缺失带来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困境,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动,建构了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困境,使得东北亚地区至今仍没有形成地区安全的集体认同。各国利益的矛盾掩藏着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的危险,安全困境的幽灵困扰着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国家安全。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安全

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这一基本事实,从国际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困境,政绩合法性困境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进行了困境分析,指出未来党执政安全的趋势存在向好和向坏两种可能,而实践好"三个代表"党的执政安全就会获得体制内的保障。     

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

＂安全困境＂即＂霍布斯恐惧困境＂是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修昔底德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1],这是关于＂安全困境＂的较早描述。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格局的每一次变迁都与＂安全困境＂相伴相随。安全困境的逻辑是国家自身越追求安全却越不安全。依此逻辑,我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安全困境＂的产物,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因为角度来诠释安全困境也就更能揭示＂安全困境＂的实质。     

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理论分析

首先从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困境的概念入手,分析安全困境的内涵和本质;再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学派的不同角度,分析国家之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最后依据不同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寻找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出路。     

安全困境理论视角下一战爆发原因探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基本概念,由巴特菲尔德和赫兹共同提出。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必然采取自助原则,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中。欧洲国家追求绝对安全所带来的恶性循环从而形成的安全困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看法基本相同。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它们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主体行为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主体行为均取决于主体间"互动—认知"程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和认知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但其主观性太浓而趋于理想化。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要求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认同等观念因素的影响是以其为基础的。     

中国—东盟跨境安全治理:制度困境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随着缅北冲突、湄公河航运安全等东盟安全问题的凸显和外部化,中国在同东盟邻国的边境地带面临着一系列外源性安全威胁,对跨境安全治理的功能性需求已成为紧迫的现实。随着治理实践的展开,中国—东盟跨境安全领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安全治理的制度架构,包含多边和双边两个层次的治理机制。这一制度架构在治理实践中存在三个层面的制度困境:一是结构性困境,表现为制度覆盖范围不充分、制度架构碎片化、制度发展程度低等结构层面的内在缺陷;二是过程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在其机制运行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阻碍因素,治理合作的推进困难重重;三是效能性困境,表现为制度架构难以完成预期的治理目标,存在治理失灵的问题。化解制度困境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推动治理模式的转型:一是从低制度化治理转变为高制度化治理,以消解治理制度的结构性困境;二是从一元治理转变为多元治理,以弱化治理制度的过程性困境;三是从消极治理转变为积极治理,以应对治理制度的效能性困境。     

从历史发展的视野看中国发展与崛起面临的国家安全状况

将"安全困境"视为大国崛起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与现实阻力,是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尤其是新现实主义的一贯逻辑与基本论题.然而,用以探究中国崛起与"安全困境"的互动关系时,国内现有的诸多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确定认知和以偏概全的疏漏,在尚未系统、全面地对中国崛起的源头和历程进行考证与回顾、甚至对于"安全困境"的概念缺乏深刻认知的前提下,简单而论"崛起的困境"致使中国崛起阶段性模糊不清,"安全困境"历史感欠缺,缺乏总体与全局性的历史把握.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着手,对中国发展与崛起进程中"安全困境"的状况、特征及原因进行初探.     

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心理分析

“安全困境”是一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种研究国家安全的范式.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内涵可以由“客观事实”与“主观心理”两个要素构成,产生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原动力是国家心理防御机制;依此可将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划分为“我向型”和“他向型”两大类型.     

中日安全困境解析

安全困境是现实主义理解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其生成既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国内政治和决策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中日安全困境的成因在于中日之间权力对比状态的变化、地缘战略利益的争夺、国内民族主义的困扰以及美国域外霸权的催化。中日安全困境的出路在于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增强政治互信和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网络。     

族群冲突:基于安全困境的解释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概念可运用于国内族群冲突研究。当一个国家的中央权威处于衰弱之际,国内政治会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内各个族群不得不依靠自助的原则维护族群安全,一个族群维护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往往被另一个族群视为威胁,后者会针锋相对地采取反制措施,从而导致族群之间陷入螺旋式的安全竞赛,即陷入族群安全困境。在这种困境中,族群的凝聚力、地缘政治因素、权力转移带来的"机会之窗"都使得首先发动进攻成为最优战略。在这种进攻占优的族群安全困境中,族群冲突极有可能爆发。     

中日关系困境解读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中的集体行动困境

国际联盟以集体安全思想为基础建立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提供国际秩序与安全保障这一公共物品,但是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集体安全下的安全保障难以持久获得,这便形成了集体安全的困境。集体行动困境可以从组织结构、选择性激励和大国贡献等三种途径破解。然而国际联盟安全机制不仅未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机制上的构建布置,反而由于其错误的安排,使国际联盟在维护安全与秩序方面屡屡失败,并最终解体。     

现实主义范式视角中的朝核问题及其未来出路

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的视角对朝核问题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朝美两国长期无法直接沟通,彼此互不信任,导致两国间“安全困境”的出现,致使朝鲜走向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要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关键是朝美双方能否超越现实主义的视角,放弃彼此所存的敌意,最终在东北亚地区建构起真正和平、稳定的“安全共同体”。     

另一种思维方式看石油安全

现阶段,石油安全问题越来越敏感,仅仅从石油安全问题的现状、形势出发去进行研究远远不够,无法从根本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石油安全问题,抓住石油安全问题的根本内因,追根治本,我们才能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本文尝试用“石油安全困境”一词来表达引起石油安全问题的内因,并将其与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加以区别、界定和分析,最后从事物的内因出发对可能的出路进行了思索。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形势探析

冷战结束后,苏联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消失。由于失去了强有力的外部制约,美国不断加大在该地区的影响,致使安全问题成为该地区各国的首要关切问题,并由此加重了国际关系理论界所谓的“安全困境”,它严重阻碍了该地区各国的交流和发展。人们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来审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并相应地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或消除它,就能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困境风险防范效应研究

为提高企业财务安全软边际,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选取2009～2019年沪深两市27 022个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数据来源,从防范财务困境风险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困境之间存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越好,越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对财务困境起到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研究表明,企业有意识地通过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和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动做好利益相关者管理,建立良性利益相关者关系机制,提高企业财务安全硬边际和软边际,可以有效防止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两岸不对称安全认知及对双方安全关系的影响

海峡两岸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安全困境"。两岸安全困境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根源在于双方不对称的安全认知:一是双方对台海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歧异,二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手段的认知不同,三是对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前提的认知差异。两岸在安全问题上的相异认知直接影响到两岸各自安全战略的制定,以及双方对台湾对外军购和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立场和看法,同时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安全心理等。唯有台湾放弃把祖国大陆视为假想敌甚至是唯一假想敌的错误认知,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基础上与祖国大陆共同维护整个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两岸不对称的安全认知才能得以解套,两岸特殊的安全困境才能得以消除。     

“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