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应对犯罪的基本策略,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而演变发展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当今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注重贯彻宽松刑事政策,合理运用严格刑事政策,并协调运作宽松与严格刑事政策。     

正确把握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括"宽"和"严"两个侧面.和谐社会建设决定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立足于"宽".宽严相济的"严"是用来矫正"宽"和辅助"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政策以及西方的"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既有根本的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凝聚着我国长期对敌斗争的经验精华,展示了“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并与现代法治背景与刑法理念相辉映。1997年《刑法》并未否定这一政策的基本地位;“严打”政策也不能成为消解这一政策的理由;“打防结合、预防为主”政策不能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独特意义;“宽严相济”政策包容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基本思想;“轻轻重重”的政策趋向同样并未逾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思想领域。     

我国“打黑”刑事政策的反思与重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打黑"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严打的刑事政策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四个阶段。然而,这种总体上"严"字当头的刑事策略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不能有效地遏制和预防此类犯罪的恶性演化。基于对我国"打黑"刑事政策观念的反思,我国在构建"打黑"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时,应当确立新的刑事政策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论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是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今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刑事法适用过程中的倾向及其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的刑事政策基础上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以刑事法谦抑理念为基础,不仅引领着刑事法改革的方向,而且是贯穿刑事法全过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主线,它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执法政策。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层态势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趋重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扩大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态势表现为呼唤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性、呼唤刑罚体系的多元化及引导刑法解释的走向。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之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刑事政策的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严打"政策的反思和纠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都是"以人为本"的,因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存在着天然的契合,惟有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事保障.     

陕甘宁边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及当代启示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是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刑罚功能、司法规律和社会治理进行探索的智慧和理性认知。在边区的司法实践中,镇压和宽大适用的情形主要包括犯罪性质、罪犯主观悔罪态度、主从犯身份以及特殊的社会背景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作为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源头,不仅在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更为新时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发展创新提供了知识上的本土资源,其不乏借鉴启示意义。     

对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思考

我国刑法颁布施行以后,法学界对于还要不要继续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曾有不少争论。主张继续贯彻执行的同志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我们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一再证明它是     

谦抑与惩戒：检察实践视阈下的宽严进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论与实践研究之一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该政策具有丰富的辩证法蕴涵与多维度指向,“宽其所宽,严其所严”当为其旨趣,谦抑与惩戒的区别适用乃检察实践的应有之义。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的谦抑性可在扩大相对不起诉范围、确立暂缓起诉制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确立辩诉交易制度、慎重适用逮捕措施以及积极谨慎地认定自首等层面得以彰显,而法治理念中刑法的惩戒功能则可从适用对象和适用方式等角度予以规制。     

论老年犯罪人处遇——基于刑事政策的维度

老年犯罪人处遇应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学角度探讨老年犯罪人处遇,不仅是刑事实体问题,也是刑事程序问题。然而,国内已有研究偏向从刑事实体角度分析老年犯罪人问题,却疏于从刑事程序角度讨论,因而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从刑事程序视野探索老年犯罪人处遇问题,借鉴域外老年犯罪人处遇研究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老年犯罪人处遇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探究

我国刑事政策研究和设计通盘移植西方,同时刑事政策长期存在工具主义的倾向,因此导致刑事政策的信仰困顿。当前,我国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了由“刀把子”向“大宪章”的转变,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然面临信仰缺失。基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的命题,从情感基础和精神基础两方面建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信仰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而不厉＂属于不同阶位的术语,两者在产生背景、基本内涵、基本定位与侧重点等方面有些分野;然而,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就是刑法结构,两者在观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可谓殊途同归。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罪犯权利研究

刑事政策尤其是行刑政策对罪犯权利既具有限制性,也具有确认和保障性.刑事政策必须在维持社会公正和保障罪犯权利间获得平衡.目前我国的刑事政策尤其是具体行刑政策的调整对罪犯权利的影响更多是积极的.但是.刑事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也将面对诸多来自监狱和社会的压力.     

妨害司法罪与共犯

有关伪证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由于被告人本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不能成为证人,因此,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同样,有关窝藏、包庇罪的处罚规定,中外刑法理论界一般也认为,犯罪人本人不能成为该罚的犯罪主体。但是,犯罪人本人教唆他人为自己作伪证或要求帮助窝藏、包庇时,作为教唆犯能否成为处罚的对象,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则有激烈的争论。另外,由于大陆法系部分国家的刑法有近亲属藏匿、包庇犯罪人不构成窝藏、包庇罪的特别规定,因此,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实体展开, 是优化刑法运作机制的内在要求。社区矫正的发展不仅是刑罚执行方式的改进, 还涉及刑法观念的更新、刑事政策的调整、刑事立法的完善、刑事司法权力的重构等深层内容。因此, 应以刑事一体化为导向设计社区矫正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