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看民国土匪亚文化

本文从文化视角对民国土匪的社会行为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土匪行为实际由它的价值取向、文化体系所支撑,而地域民俗文化、帮会意识、典章制度、黩武主义则是土匪亚文化形成的源泉与标志。研究土匪,应该从不同层面剖析,而研究土匪亚文化似乎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     

清末民国四川畜牧业改良

四川畜牧改良是传统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危机积累的产物。1905年川督锡良设立具有畜牧职能的农政总局，开启了四川畜牧改良的序幕。通过倡导西方畜牧兽医科技、成立畜牧改良机构、开展畜牧兽医教育，到20世纪30年代，四川畜牧改良运动逐渐兴盛。以四川家畜保育所为代表的畜牧研究机构，不仅在川猪之选种、繁育、饲养、推广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而且在防控各地家畜的疫病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奠定了四川畜牧业近代化的基础。     

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研究

北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声浪远没达到荡平三湘四水所有土匪的地步,在受北伐和农民运动影响不深的边缘地带,土匪的活动较前更加猖獗。文章通过对相关民国报刊的爬梳,揭示了北伐时期湖南土匪的分布、行为特点、北伐军各级军政部门在土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并分析了这个时期湖南土匪剿而难灭的根本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根治某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军阀控制时期的四川美丰银行

192 7年四川美丰银行从中美合资转为华股独资的一般商业银行之后 ,其前景十分暗淡。当时 ,整个国家金融制度、金融环境以及金融秩序和管理极其混乱复杂 ,为了生存和发展 ,美丰银行不得已走上与四川地方军阀合作的风雨历程 ,并积极地参与军阀所布置的各种金融活动。本文较为详尽地描述了 1 92 7年至 1 935年四川美丰银行与地方军阀合作的历史面相 ,以期以个案形式分析并总结近代中国一般商业银行在军阀控制下生存发展的独特规律和特点。     

民国前期律师制度建构述论

清末尤其民国前期,传统法制开始近代转型。在司法领域,参酌欧日审判体系,设置律师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律师制度的确立,为共和民国新式司法制度及其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法制意识的觉醒,推动了社会进步。但该制度在民初的实施,多局限于大理院、各高等审判厅,以及为数甚少的地方审判厅。在省城商埠之外的城乡地区,律师制度仅具象征意义。     

民国前期移民政策刍议

民国前期 ,政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为解决社会危机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从移民输送、生活安置、生产建设等方面为移民提供帮助 ,积极鼓励内地向边疆地区移民 ,使民国前期的移民与以往相比 ,在移民数量、地区分布、职业类型、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经济发展     

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发育

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市镇得到较充分的发育,成为山东省市镇比较密集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产品生产专业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繁荣和产地市场的形成,这是黄河三角洲市镇发育的主因;胶济铁路的修建,便利的黄河和小清河航运等交通优势,也是黄河三角洲市镇发展的诱因。但是,因为各县的自然、交通等条件不同,造成了黄河三角洲南北部地区市镇发展的差异性。另外,在市镇的密度及专业化水平方面,黄河三角洲市镇发展水平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     

民国前期湖南灾荒社会原因研究

1912～1927年湖南灾荒频仍,究其社会原因,政治腐败、局势动荡、军事不断、土匪猖獗破坏了防灾赈灾机制;财政拮据、金融混乱、经济凋蔽,人们穷困削弱了御灾救灾能力;生产落后、科技停滞、人多地少、盲目垦殖加大了灾荒发生概率。     

民国前期学校国耻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民国前期中小学校广泛开展国耻教育,通过召开集会、纪会、编写教材、设计教案等手段,以国耻之事实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形成民国教育史上颇具特色的教育现象。国耻教育兴起于清末民初,此后不断得到加强与发展,至抗战前达到高潮。     

民初山东土匪的新特点

在民初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山东土匪“顺应”潮流,适时而变,从而出现了一些与传统社会相比所未有的新表征。这主要表现在:一、土匪在装备和编练上实现了“匪队”的现代化;二、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同时必须指出:土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无疑给转型期的民国社会带来更高强度的危害:一方面,土匪在军事装备与编练上的现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其更善于投机钻营和反复无常,这就使得寄生于民国社会之上的土匪这块“肿瘤”和“心腹之患”更加难以铲除;另一方面,土匪的寄生性及其对社会生产的杀伤力,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乃至停滞,从而影响到社会转型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进行缓慢甚至畸形发展。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前期经费短缺探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独立运动最具权威的组织,在前期,其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内筹款孔道几乎被掐断;其次为国际援助杯水车薪;再者,发行“独立公债”步履维艰。种种不利条件,不仅影响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制约了民族复兴大业。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

匪患是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民国时期的社会舆论对于土匪的一般认知和态度,对土匪现象的评论、治理对策及其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上海出版的《申报》和天津出版的《大公报》无疑是反映民国社情的标志性报纸。1912～1934年期间,在《申报》和《大公报》充分提供的时评版上,知识界人士站在政治风暴之外对民国匪患的成因等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就治匪问题之方方面面贡献方案,以提供政府作为治匪政策和策略之参考。他们借助报刊论政,表现了极强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的许多解决民国匪患的建议和设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民间舆论的总体倾向。但是书生论时空悲叹,由于民国政治当局的腐败和复杂的社会纷争,他们治理匪患的建议和设想没有被当政者采纳,流为无法实现的空想。     

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与形成

东北土匪隐语是一种十分隐秘而又特殊的行业用语,长期以来,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非常肤浅有限.但实际上,包括东北土匪隐语在内的隐语非常重要而有特色,是处于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特别语言文化现象,在社会语言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于考察民间社会诸世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从东北土匪隐语的特点、形成方式以及对东北匪语形成产生过影响的几个外部因素三个角度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析.     

民国四川传统酿酒业与粮食生产的相依关系

民国四川酒业发展较快且主要原料为高粱.高粱并不占有主要耕地,一般不作为口粮,也不宜深加工,用以酿酒则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养猪业发展.酿酒业与高粱种植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故酿酒业消耗大量粮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传统观念当予重新检讨.民初地方政府对酿酒业寓禁于征,至四十年代则采取鼓励措施,与传统观念的转换不无关系.     

民国社会教育论纲

民国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教育家晏阳初提出的"民力观".社会教育理论的出发点是民众本位,但实际发展历程的重心在于"挽救民族危亡".民国社会教育属于改良范畴,但辩证地看,有两点革命性:在中国教育史上,民国社会教育理论突出了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内容的全面性、教育过程的终身性;相对学校教育而言,民国社会教育重在去除"西洋化、贵族化、都市化"之弊,力图实现"本土化、平民化、乡村化",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紧密结合,体现了时代要求.     

近代四川医药卫生报刊述论(1911-1949)

报刊杂志是近代医疗卫生知识和医药科技信息的主要传媒.近代四川医药卫生报刊主要创办于民国时期,先后共创办了至少有60多种,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地,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这些报刊对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医史文献价值.     

民国前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生活水平量化研究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民国前期广受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的内地城市中显得尤为突出,当时的政府与民间对此做过大量的调查与统计,留下了许多统计数据和资料,为我们对当时内地城市贫困人口的具体生活水平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基础。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因为经济水平整体极低而更为严重,贫民生活水平多低于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其微薄的收入与沉重的负债、低下的支出与畸形的消费结构以及恶劣的生存状况,都属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历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当时处于内战和分裂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严峻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内地自身地缘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内地贫困人口的处境更为艰难,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这是内地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特殊性的一面。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