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水: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道德象征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渊源。他们推崇圣贤道德 ,追求君子理想、博施济众、安邦定国、修己安人、惠而不费 ,奠定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人格的基准。圣贤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 ,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作为道德完美的典范 ,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圣人。圣人是道德的理想者 ,不仅具有崇高的德行 ,而且把自己的德行践行到社会生活中去。对一般人而言 ,圣人的标准是很难达到的。这种理想人格的基本内容可以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即仁爱精神、重义精神、厚德精神、自强精神以及献身精神。本文重点以水性喻征…     

论冯友兰士人格思想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面向

冯友兰的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道德人格和完美人格,冯友兰对士人格的评析以士人格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双重面向作为中心架构。士人格的现实性表现为士有道德与才学,超越性表现为士有完美的圣人人格追求。士的上层地位并非是唯一的,士风的反抗精神又体现了士人格的超越性。冯友兰士人格思想凸显了士的超越意识,士人参与社会现实又超越现实说明士人想成为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学思考——试论社会个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超越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所唱响的个体人格精神,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是古代先民综合认知能力提高的思想结晶.中国古代人格精神以"德性"要求作为主要思想元素,从最初对君王的嘉德要求,逐步走向民间,成为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理性精神.传承这种理性精神,是太国崛起的需要,是新时期调节个性与群性和谐平衡发展的要求.超越这种理性精神,建立理想驱动与利益驱动相辅相成的新时期社会个体人文精神.     

老子的“圣人”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圣人思想,中国古代各家都有所涉及,而对于各家来说,“圣人”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认同“圣人”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在《老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圣人”一词,并且也能发现老子的“圣人”与儒家、墨家等之“圣人”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子来说,“圣人”同样是他所认可的完美人格。     

儒家的理想人格与孔子的率真个性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即道德充实、人格伟大、情操完美的人。而孔子却是一个具有真率性情的人。这看上去并非完全符合他或者儒家的理性标准,或者说,孔子的人格并非"完美"。他常常于恭谨、温和、慈爱之外,流露出其率真的秉性和生动的表情。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的君子仁德,反而更让我们感觉到孔子的真实和可爱。孔子的这种率直人格是其率真个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君子人格的自然流露,它至今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论语》理想人格新论

深入研究<论语>文本可以发现,孔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其实并不是后世儒者所称道的"圣人"而是"君子"."君子",既是孔子<论语>言说的主体,也是孔子<论语>的理想人格追求.而"君子"作为一种区别于"圣人"人格的理想人格类型,主要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人格问题的提出,既与知识分子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崛起有关,又与对其作为社会和谐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的充分显现有关.君子人格的理想构建,既基于对"礼"的合理性与"仁"的主体性的价值认同,又是对通过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使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动上达到对"礼"的自觉维护的一种预期.立足于现实性生活实践,完成对君子人格的模式设计和对知识分子的现实人格的价值提升,既是孔子<论语>思想的基本点和着力点,也是其所以能够引领儒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前进方向的深层原因.科学地继承孔子人格理论的合理内核,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崇高追求,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舜帝--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

在儒家心目中 ,舜帝是一个完美的“圣人” ,“修齐治平”在舜帝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舜帝成了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儒家通过这种“圣人”的再造 ,希图为后世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践履道德的楷模 ,树立一个可供后人效仿的践履道德之榜样。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论王夫之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

王夫之继承了前人的君子人格思想,以"正学与开新"的学术风格凸显君子人格的深刻内涵。王夫之对君子人格的规定体现了德、圣、行、美四层面向,以德性人格、圣人人格、道德实践和内外合一比照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思想的四层面向是:德性人格是基层面向,圣人人格是理想面向,道德实践是日用面向,内外合一是审美面向,四个面向的思想体现了内圣外王的学术路线。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基本理论的思考

史学史是一门具有反思性质的学科 ,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一方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促进史学的发展 ;另一方面论述史学与其它学科、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它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     

关于自然内在价值的哲学反思

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争论的焦点。“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成立的根本点在于必须符合“人具有内在价值”成立的内在逻辑,即“X 为主体是X具有内在价值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同时,“主体性是主动性”应该是判定某实体是否为主体的标准,现代科学已证明自然生命体存在着主动性即主体性,因而自然可以成为主体。“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符合“人具有内在价值”成立的内在逻辑。     

何炳松史学思想析论

何炳松是曾与梁启超齐名的史学家。他致力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形成较为系统的史学思想 ,其核心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上的总体史观 ,主张从宏观联系的角度研究历史。因此他对通史 (指西方的综合史 )极其推崇 ,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虽重通史著作 ,但不偏废史料 ,在史料学和编纂学上有许多具体建议。他强调史学的社会价值 ,要求史学求真与致用相统一。这些思想继承前辈 ,启发后人 ,在 2 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产生了一定影响     

公共性真实: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基点

追求公共性真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有之义,对公共性真实问题的理解和论争,从根本上制约、影响着这一哲学的发展,并凸显为其研究范式转换的新的视域."公共性真实"作为这一哲学新范式的主题向度和基点,表明其当代形态只能是"公共哲学".走进公共性、思入公共性,澄明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应有的公共性真实的思维立场和理想信念,倾听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性声音",体验并领悟"公共性问题"的真谛,谋求并努力争取当今人类"公共性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以公共性思维智慧造就公共性人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革的内核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改变世界"功能,实现自身形态变革与范式转换的基点和价值真蕴.     

西方“科学历史学”何以可能——以兰克、马克&#183;布洛赫和劳伦斯&#183;斯通的史学思想为例

在19世纪形成于德国的兰克史学使历史学取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地位,并且使史料批判成为历史学家写作中公认的学术规范.兰克史学发源于德国,但其影响却是世界性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兰克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受到了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批判,其范围也超出了德国的范围.以法国的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在批判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努力使历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又忽视了保持历史学自身特色,存在过分"科学化"的倾向."叙事史的复兴"则是对这一倾向的纠偏.这个发展过程体现了不同时代条件下历史学家们所追求的"科学历史学"及其之间的传承演变关系.     

西方学术界关于"New Medievalism"的三个论域

"New Medievalism"是西方学术三个论域的支撑性话语,但其汉译因论域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历史学论域,"New Medievalism"一词,汉译应为"新中世纪学"。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新中世纪学全面解构了传统中世纪史的知识体系,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与传统中世纪史有着代际性差异。在政治学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为"新中世纪化"。"新中世纪化"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表征民族国家的终结和形态学意义上的中世纪附会,而非本体论范畴的中世纪归来。在公共性论域,"New Medievalism"应汉译做"新中世纪性"。"新中世纪性"(New Medievalism)作为反启蒙思想的表征,获得了反理性、反科学、反现代性的界定。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人性”:钱钟书史论中的“历史美学”要素

钱钟书并非专门史家,却有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评论与史学评论,其中对于"人"和"人性"的关注为其史评一以贯之的中心命题。这些命题若以"历史美学"的视角重加考量,对于纠正当今史学界"见物不见人"的痼疾将能够产生攻玉之石的积极作用。     

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一个跨文化的考察

所谓史学中的转折点,指的是那些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文化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的根本性变化,这些转折点事实上也无不在史学史上发挥了跨文化的作用,历史文本也因而得以重构。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诸多书写史学史时取用全球视角和比较方法的可贵尝试,历史学的范畴据之大为拓展,非西方史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而当今后现代主义对以科学史学和国家历史为典范的现代职业历史学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为又一次重大的史学转折点铺下基石。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