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市民社会理念依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求解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市民社会理念范式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建构中国市民社会必须超越泛政治主义传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双向适度制衡的发展型互惠关系。此视野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政治结构的调整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

社会资本深深影响着社会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求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与之匹配,社会资本中的公民参与网络在市民社会中生成,是市民社会中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市民社会的良好运行不仅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更需要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关系模式完全不同的公民参与网络模式的支撑,而存在于社会资本中的公共精神也成为了市民社会中的必备精神.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社会资本与中国市民社会构建

市民社会的发育需要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 ,市民社会与社会资本之间相互支持。对于社会资本缺乏的中国来说 ,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只能是在政府的干预、扶持和引导下进行。西方学者的理论和现实的经验证明 ,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创造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关键是政府能够提供怎样的制度性安排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对中国农村市民社会形成的促进作用

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概念，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加快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整合，培育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农村市民社会，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日益普及的村民自治制度是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相比较，它的实施推动了农村社会解构，在广大农村地区逐步培育出相对独立的社会、相对独立的个人、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为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