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流"史态观照

个体精神文化生态的形成受制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作为魏晋时代士人文化精神的外化,"魏晋风流"体现了士人对内在和谐精神生态,即自由自适人生境界的追求,其特征与时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论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的背离和补充——兼谈《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

陶渊明一般被认为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但作为魏晋风流的代表性故事集《世说新语》却只字未提陶渊明,这不禁让人感到诸多遗憾。事实上,只要我们分析一下魏晋风流的具体表现。加以比照。就会发现,陶渊明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他之所以没有被选入《世说新语》当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总体上．他不符合《世说新语》的选入标准。当然,陶渊明生活在那个时代,身上难免会有一些魏晋风流的影子,而且,陶渊明所追求的“真”与“自然”对魏晋风流“佯狂”的表现缺陷有所补充．其三教融合的思想也纠正了魏晋名士玄学人生观的不可实践性。     

东亚美学中的“风流”概念

考察中国、韩国、日本历史上的“风流”概念,虽各有其不同的民族特点,但大都包含着美、艺术和感性认识这三方面的内涵,因而可被视为东亚美学的基础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风流”指一种超脱于世俗伦理和行为规范的风度和气质。当这种具有自由精神和反叛色彩的风度和气质脱离了日常生活,以个性的方式直接寻求某种内容的充实时,“风流”就会上升为一种超脱的艺术或美的境界。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痴迷与困惑──蒲松龄科举心态解读

蒲松龄的科举心态是其复杂思想、矛盾情感的聚焦点和辐射源。由于科场蹭蹬,他在小说中让那些落魄文士高中巍科,借以张扬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由于科考磋跎,使其期待境界与现实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凝聚成批判科举弊端的主题。蒲松龄这种既痴迷又困惑的矛盾心态,既是由科举制度本身的内在原因造成的,也是传统文化心理与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影响的结果,同时还与蒲松龄确证个体价值的二难选择密不可分。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贾宝玉与魏晋风度

本文试图从贾宝玉与魏晋风度这一视点来揭示两者之间内在的精神文化联系,主要分析了贾宝玉的鄙弃琐屑的事务、外在的功名,多情、痴情,率真任性等性格特点,并揭示出其在当时的时代意义。     

论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

蒲松龄对邪教与邪术的揭露有特殊贡献,他刻划了邪教教主的丑恶面目,揭示了邪教与邪术的巨大社会危害。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聊斋志异》虽然源出于同一历史人文心境,但艺术价值更高。     

“半窗寒烛,冷落荒斋”——解读卡夫卡与蒲松龄

卡夫卡是西方现代派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其创作中的种种变形意象阐释了人的生存如一只红脚鼹鼠般孤独,只能局限在它的狭隘而又黑暗的地洞中;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可谓中国古典文言小说的高峰,其笔下的人鬼狐妖有孤苦,亦有悲愤。二人在自我的“冷落荒斋”借著书立说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苦闷,展示对人的生命存在的热切关怀。作为个体,他们是踽踽独行的孤独者;放大到集体,它们是浮生社会的殉难者;“半窗寒烛”,他们都是力透纸背,企图超越极限的艺术家。透过卡夫卡与蒲松龄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亦真亦假的虚悬世界。     

蒲松龄的人文生态观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诗文作品推崇人与自然亲和共融,敬畏与尊重自然生命,肯定人之本真存在,透露出作者崇尚自然、复归人性的人文生态观。这一观念源于作者对老庄思想的汲取、对晚明启蒙思想的承继及其诗人情性。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衰微,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结构在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民间秩序结构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望族的精神领导。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主要为大族、官僚与门生故吏之间的依存关系,大族、豪强与宗族乡党、侠徒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特点为相对的独立性,豪强、游侠统治的强权性,轻财重义、仗义疏财的侠义性,以宗族乡党为基础的宗族性,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建立乌托邦社会的"复古性",共同体中自救共存的互助性。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移。东汉末年居晋阳,时值乱世,因当时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徒人口,族人乃移居野王县。曹丕登基,迁都洛阳,“令天下听内徙”;黄初二年前后,太原王氏由野王迁至洛阳。西晋末年,社会动荡,北方大族先后南迁,永嘉年间,王氏家族大部分相继迁往建邺,恰逢琅琊王司马睿网罗天下人才之机,王氏家族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获得自身的政治地位。     

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的基本涵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业"指代的对象有具体财物、学术与技能、封爵与家族地位、政权.其中,指代具体财物是"家业"最基本、最原始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他涵义都退出历史舞台.不管"家业"的内容如何变化,都是基于"可继承性"这个因素上,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家业"披上了时代的外衣而已.     

魏晋隐士及其品格

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与当时的时局有直接的关系 ,并受到社会思潮玄学的影响 ,也与士人的性格有关。魏晋士人隐逸不仅人数多 ,而且隐逸方式多样。此时有三种隐逸 :山林之隐、朝隐、田园之隐。不同的隐逸方式表现了士人不同的品格和追求。真正的隐逸其实是难做到的。山林之隐需忍受艰苦的生活 ,只有少数人能坚持下来 ;朝隐则将出世与入仕相结合 ,既不失利禄又可获得隐逸的清高 ,一些人以朝隐标榜“高雅”;一些人则以朝隐避祸保身 ,朝隐者算不上隐士。陶渊明隐居田园 ,淡薄名利 ,返朴归真 ,以其高洁的人格成为古代隐士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