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与近代中国法学学术

吴经熊的法学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树,即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评介西方法律思想,创见法律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法制进程;二是文献编纂,即汇编和校对法学论著.编撰和校勘法学工具书;三是传媒平台搭建,即主编<法令周刊>,主持上海法学编译社,支持<法学季刊>建设.吴经熊作为法学大家对近代中国法制进程的最大贡献体现在法学学术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课程教学的着力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和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法律体系”是其主要特征.作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重点内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开展的全部教学活动都应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特征来进行.     

新中国法治50年论略

新中国法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 194 9年 10月至195 7年 5月 ,为创立时期。在此期间 ,新中国的立法、司法、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都有巨大的发展。但也存在左倾思想及法律虚无主义的因素。 195 7年“反右”开始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是曲折发展时期。法制建设的消极表现是 :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 ,法制建设停滞不前 ,法律理论与现实矛盾。1966年至 1976年 ,是中国法制遭到全面破坏时期。 1976年以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 2 0年 ,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 ,国家立法工作获得突破性发展 ,社会主义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亦成绩斐     

"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

凯尔森首倡的“纯粹法学”是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其最基本的特色在于把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极端,排斥法律科学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强调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成文法应得到遵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自清末启动之初,就受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但在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已严重畸变。在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过程中,“纯粹法学”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极具特色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和关于法律规范效力性的基本观点极富启发意义。     

法律与文学的意义及其理论价值

法律与文学兴起于西方法学界,其力图打破传统法学研究模式,最终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运动。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学者受此启发,从无意到自觉,以多种研究进路及方式深入到法律与文学领域之中。在最保守意义上,中国法律与文学不仅会对传统法学教育及理论研究有所助益,而且提供一条将后现代哲学及法学智识资源为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文明所用的可行性道路。     

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的优势与限度

法学研究如果阙如法律文化的透析,法律文化的研究如果不以“传统”为传承,那么,中国法学似无源之水、无灵之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研究速度甚至超过国外的相关研究,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总体研究上缺乏系统化,层次研究上一元化,“现代化范式”下的西方中心化。本文欲对当下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予以宏观评析,以反思的方式凸显中国传统法文化研究中的悖论。     

充实与超越: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考

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是当代法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必须以超乎前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提取和挖掘法律传统中适应现代法制发展之因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充实与超越.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 ,法律家和法学思考者们都应正视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法律与政治关系的模式和因变法而引起的制度文明模式的变迁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种联系与中国历史内在性的源流关系。它提示我们 ,在面向未来为理想社会创设法制时 ,不能放弃对自己历史文化资源的解释权 ,而应以积极的姿态来挖掘、引导、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 ,构成不悖于世界共性的现代中国的特色部分。有鉴于此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 ,必须谨慎操作 ,做到有所限定、有所转换、有所扬弃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内涵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内涵刘德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命题的提出，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理性思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首先必须明...     

谁的法律？——中国法权的正当性考问

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背景与历史进路.中国在移植法律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反思西方法律与中国文化的适配性,并据此考量现有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在空间维度下,“中国遭遇法律”与“法律遭遇中国”带来各自难以回避的困境;在时间维度下,“物质至上”时代与“中心化”时代亦使中国法学陷入忧思.中国法权的正当性立基于对“谁的法律”这一问题的求索,并且在对生存其间的具体之人的终极关怀和对法之精神信仰探求的过程中,主体性法学开始自觉并逐渐出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恢宏工程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文化建设更不应当割断历史。伴随着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吹“全盘西化”、大搞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一股“传统文化热”正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尤其是教育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不屑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论析

从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语境中探源“治理”概念,并梳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政治报告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治理”词汇的使用情况,对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概念大有裨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避免西方话语霸权下治理理论的生搬硬套,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观及其方法论,为实现总目标而奋斗.     

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无可能？

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向世界回答中国有没有翻译学的问题,解决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二是给历史一个交代,解决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三是为未来树立一个标的,回答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前途问题.关于有无“中国特色翻译学”的争议归根到底是由一个世纪来“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引起的.这个方法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中国传统学术先天不足,二是中国传统学术天然地落后于西方,三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唯一途径是不断由西方引进.而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途径只有从逆“整理国故”开始,反对“格义”式的以西律中,发掘本土资源,重建中国话语,与世界平等对话.     

法律移植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法律移植是比较法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法律相互交叉融合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对待研究法律移植 ,是我国法律能否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运动在选择借鉴、移植外国法律时 ,应认真研究来源国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条件 ,坚决杜绝照搬照抄式的“全盘西化”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文化自信教育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

坚定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的文化自信教育是推进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的重要切入点。文化自信与“纲要”课教学有其内在关联性,文化自信是“纲要”课教学的重要目的,而中国近现代史是文化自信教育的重要载体。“纲要”课中加强文化自信教育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使大学生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在教学中,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体认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这不仅有助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而且有利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比较法律文化视角下法律文本的对等翻译研究

法律文本相互间的“功能对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在中西法律文化中“功能对应物”呈现交叉现象.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侧重点不同,在西方“法”强调的是权力和规律,中文“法”则侧重于制裁和惩罚.中西法律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文化意识不同,西方法学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理性”等,而中国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权力制衡概念空缺.法律文本的严肃性要求翻译务必达到法律效应上的对等,因而法律翻译应注重文化差异,译者需将文化范畴体现细致,要做到忠实于源语信息,实现法律功能的对等.同时,译者也应注重翻译的规范性、准确性和通俗性.     

儒家文化与法学“中国化”——基于新儒家文化视野的初步思考

当下的中国法学正面临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即中国法学受到"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实现真正的法学"中国化",应当融汇西方、传统和社会主义三种因素,并实现某种超越。建构中国自身的法律理想图景,应重视对儒家文化传统中"民本""仁"和"孝"的转出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