桔枳之辩——论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对现代的借鉴意义

从<淮南子>中的"桔枳之说"为论述的起点,以桔枳之分的角度厘清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情节观与现代叙事情节观的差异;从桔枳之转的关系指出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转型途径;从桔枳之辩的认识总结了亚氏<诗学>情节观的当代借鉴意义.     

西方现代情节理论的思维范式研究

情节一直是西方叙事理论讨论的重要话题，现代叙事理论更是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虽成果众多，但仍然存在一定规律性特征，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在叙事理论建构中思维范式的演变呈现了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叙事理论，强调凸显艺术独创性的本体论情节观；结构主义则由个体走向一般，寻求叙事作品背后具有普适性的情节规律；解构主义则在社会文化背景下整合了前两者的特征，建构了寓特殊与一般于一体的情节体系。     

刑法中的"情节"剖析

情节在我国刑法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然而在刑法理论中,由于概念的定位问题,对有关情节研究有着巨大的分歧.本文着重分析了刑法中与情节相关的概念.情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为两组相对应的概念即一组为犯罪情节与犯罪相关情节,一组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情节要求不是构成要件,只是提示性规定.以犯罪构成要件量的规定分析为基础,对情节的两组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和阐释.     

叙述学范畴下《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研究

叙述学通常从两个角度分析作品: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的情节研究以传统叙述学中的情节观为研究框架,而人物的研究将结合"功能性"和"心理性"两种人物观来进行分析,最后从中探讨小说黑暗主题的表现方式。     

刘知远故事:由历史到文学

刘知远故事源远流长，宋元以来，逐渐形成了大众语体文学中的一个系列。从情节、主题和人物设置等观其演变，它既贴近民众的生活，又寓有民众的价值寄托和理想追求，从而使得故事流传不衰，并提供了带有普遍性的范本。     

《大染坊》的叙事结构特征 

电视剧《大染坊》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之作。整个故事以主人公陈寿亭的传奇经历为线索，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情，这种成功得益于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本文从紧凑匀称的整体结构、迭宕起伏的情节悬念与彼此呼应的情节关联等几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它的叙事特征，指出其作为主旋律电视剧的不懈追求与艺术价值，以期能对当今电视剧创作有所助益。     

论《史记》叙事中的三类情节及其组合意义

《史记》叙事中存在三类主要情节,浪漫情节、讽刺情节、悲剧情节,这三类情节分别隐喻了叙事者的理想、批判与同情;这三类情节的组合,构成了《史记》阅读中反讽意味的生成。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犯罪附随后果的“刑”之属性及量刑抵消功能之提倡

犯罪附随后果给犯罪人带来严重的不利益,其与刑罚之叠加或已超出犯罪人应受制裁的总量,从而“罪”与“刑”原本的平衡出现动摇。从保护公民的立场出发,判断一种制裁是否为刑事制裁应当采取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从犯罪人视角对其所受制裁的实质性影响进行分析,而不拘囿于“刑法法定性”。在实质主义的刑事制裁观看来,公民身份理论发现了包括犯罪人在内的每个自然人的身份利益,由此揭示出犯罪附随后果以具有长期社会嵌入性的“身份惩罚”对犯罪人进行实质的刑事制裁,是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隐性的刑事制裁方式充实了罪刑关系中“刑”的内容,此时若要达致罪与刑的实质均衡,则犯罪附随后果与法定刑事制裁相叠加不应致使犯罪人承受的刑事制裁总量溢出,从而犯罪附随后果应当载有抵消部分量刑的功能。犯罪附随后果抵消量刑以自由裁量权为实践基础,我国《刑法》第61条中的“情节”为犯罪附随后果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提供了规范依据。作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的犯罪附随后果的识别以可衡量性为原则,具体规则的展开以犯罪附随后果侵犯的利益类型为依据。     

出版形式与讲述模式的错位——论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

现实主义小说基本都采用情节驱动型故事讲述模式,它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小说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不同的是,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克兰福德镇》在情节上呈现出片段化和零散化状态。本文认为这是盖斯凯尔在文学艺术上有意识的自主选择,而不是批评界所说的由连载出版的形式被动决定。《克兰福德镇》连载出版形式和故事讲述模式之间存在着错位,它展示出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小说向现代主义小说过渡和进化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环节。     

"道光萧条"与"癸未大水"——经济衰退、气候剧变及19世纪的危机在松江

中国经济在19世纪出现重大逆转,从18世纪的长期繁荣转入19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衰退,中国社会也出现了"19世纪的危机".这个逆转始于道光朝,因此被称为"道光萧条".导致这个萧条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之一是19世纪初期全球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这一点,在以往关于19世纪危机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本文以松江地区为例,具体地观察经济衰退、气候变化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     

当代戏剧中叙述进程的几种新方式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至20世纪初期,情节,即舞台上演出事件的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戏剧的支柱.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戏剧情节的重要性已在后现代及其他反现实主义剧作家的手中被系统地蚕食或改变了,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把情节或边缘化,或置换掉,或戏仿掉.最近,几个实验派作家更是对情节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激进和颠覆性的处理,不仅导致对情节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而且也对其性质与功能进行了质疑.本文以具体文本为例,探讨了三种特别复杂有趣的情节安排.     

论情节结

情节 ,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人物生活和斗争的演变发展过程。它是由一系列能显示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具体事件所组成的。而情节结 ,则是在情节流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较为激烈、可能促使旧的矛盾解决因而产生新的矛盾并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具体事件 ,是情节发展的一个高潮 ,或者说 ,是情节线条中的一个突起 ,一个结块 ,一个汇集了诸多矛盾必然要引起激烈动荡的爆炸点。“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 ,其中人物生活和斗争的演变发展过程应该是有起有伏的 ,呈曲线状发展的。伏者 ,是各种矛盾的潜…     

《子夜》模式:宏大叙事经典化

从小说的重要要素"情节"分析,<子夜>情节的设置以叙事意图的实现为目的,同时在情节的时空向度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特征:作品的场面、细节和人物的设置都严格按照作者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理解而来;情节的完整、情节逻辑结构的鲜明、冲突成为情节推动的动力,与高潮的必然出现一起成为其主要特征.这标志着中国小说本质主义宏大叙事模式的成形.     

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中期为艺术论美学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文艺的继承与发展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为认识论美学阶段,其代表人物蔡仪建立了崭新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从客观论的角度研究了美的本质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回答了美感问题,从反映论的角度探讨了艺术问题。5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为实践论美学阶段,其代表人物是李泽厚、蒋孔阳,他们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共同的理论资源,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哲学基础,提出了美的本质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感是历史积淀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并对艺术中的形象思维和典型创造进行了深入研究。     

《大染坊》的叙事结构特征

电视剧<大染坊>是近年来少有的优秀之作.整个故事以主人公陈寿亭的传奇经历为线索,洋溢着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情,这种成功得益于叙事结构的巧妙安排.本文从紧凑匀称的整体结构、迭宕起伏的情节悬念与彼此呼应的情节关联等几个方面具体论述了它的叙事特征,指出其作为主旋律电视剧的不懈追求与艺术价值,以期能对当今电视剧创作有所助益.     

合拍片的发展思路与意义再审视——从当下中国电影在马来西亚的消费现状谈起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市场，历来是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重点板块，但这种传统优势在当下已有所弱化。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人与内地的合拍片虽然在国内市场不尽如人意，却在马来西亚斩获较好的票房。这为中国电影借助合拍片的形式重振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内地与香港的影视合作需要调整发展思路，站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高度，避免市场短视行为，约束资本权力，深入改善与内容生产者的合作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主流院线的电影消费具有同一性。类型电影具有相似的情理逻辑、叙事规则、美学风格和最小的文化折扣。当下中国电影商业价值的开发，需要将重点放在情节上来，发挥类型电影优势，通过富有想象力的“突转”和“发现”建构情节。     

从《孤寂深渊》与《奥兰多》浅探20世纪初期英国的性别空间创建

性别平等是19世纪以来妇女运动的核心诉求。在19、20世纪之交，个体性别观之形成围绕着生理决定论和文化养成论的辩论展开；与此同时，性科学的崛起也意味着性相（sexuality）在个体性别身份建构中，益发成为关注的焦点，益发成为与（生理）性征（sex）、（社会）性别（gender）鼎立而论的重要组成。本文拟以同为1928年出版的《孤寂深渊》和《奥兰多》为文本依托，由此一窥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复杂的性别观念；论文并采朱迪丝·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为视角，对比探讨这两本小说在建构主体性别与性身份上的不同侧重策略。本文认为，《孤寂深渊》欲以“性倒错论”科学话语为同性恋者开脱污名，塑造了20世纪英国社会第一个公开的女性性倒错者形象，但是其主人公仍深困在僵滞的二元性别规范中，无法提供性别身份平等的启示。而《奥兰多》以主人公变性、变装等荒诞的情节刻意错置了性征、性别和性相，挑战了异性恋规范所强制框定的三者对应关系，从而建立了一个性别意识流动、性别身份宽容的乌托邦。     

奥斯丁小说《傲慢与偏见》和《爱玛》中的反讽艺术

J·奥斯丁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在《傲慢与偏见》、《爱玛》这两部小说中,反讽技巧成为 奥斯丁小说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不仅运用于人物塑造,还见于个别场面、情节的处理,并融汇在整部作品的构 思之中。     

个人化述史情节与中国当代文学史著

文学史编撰的个性化首先表现在述史情节的创新与结撰.封孝伦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突破了传统官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情节的束缚,提出了首个个人化述史情节,其有着强烈的文学史情节结撰的自觉意识,并予以实践操作,扬弃了知识话语而采用个人化的叙述视角与语言风格,与洪子诚、於可训、陈思和等人一起开创了个人化写史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