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征戍诗中的游侠形象及成因

唐代诗人借助对边塞游侠的歌颂,表现其向往英雄事业的情怀,已成为时代风尚。他们笔下的游侠潇洒、勇敢、忠诚、所向无敌。唐诗中的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诗人具有游侠的气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初盛唐以来形成的文人从军入仕热潮的推波助澜;再次是因为中晚唐藩镇割据的政治军事格局为侠客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机遇。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唐豪侠传奇中市民阶层侠义观刍议

唐豪侠传奇中塑造的许多游侠形象引人注目,他们的侠义行为带有强烈的市民意识的色彩,因而侠义观是探讨唐代市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买你最爱

生活是一种朦胧的艺术,你永远看不清她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得买下一面明镜,看看最真实的色彩;有的时候,你得买下一面昏镜,把该放的放过去。这便是生活。让我们给自己选取一面适合自己的镜子,让千般姿态尽展其中,然后把千般滋味一饮而尽。买下明镜的人是可敬的,他们是生活的勇者。尾山宏、王选,义无反顾地追踪,只为那些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受伤的人们能够得到抚慰。他们用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历史的使命,用正义的利剑戳穿弥天的谎言,用坚毅和执着还原历史的真相。每一步前行的路,他们都走得艰难但坚定。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有太多的人,矢志不渝地走…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通往自由的历史暗河--墨家侠义精神的遐想

墨家开创了古代的刺客传统、侠士精神,引发了无数文人的千古侠客梦。侠的精神经文人提纯,愈加艺术化。侠文化在中国完成了从动作野性升华至生生不息的生存哲学的全套过程,而这条线索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大多数研究只看到文化中沉静的一面,却未注意到内在精神的暇游。游侠精神,是自由精神沉潜的历史暗河。     

“纯粹程序正义”的理论设计与制度建构

“纯粹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提出的一个新观念,亦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所在.但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重视对该观念理论内涵的挖掘,却忽视了罗尔斯以其为基础展开的制度建构.事实上,“纯粹程序正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抽象概念,相反地,其自诞生之日起即与人类政治实践紧密相关.因此,只有从理论设计与制度建构两个方面入手,方能实现对于该观念的全面认知与客观评价.     

南社诗人田星六和他的诗词

<正>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湘西》“凤凰篇”中说:“游侠者精神既浸透了三厅子弟的脑子,所在本地人观念上也发生影响……诗人田星六,诗中就充满游侠者霸气,山高水急,地苦雾多,为本地人性格形成之另一面.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近读沈从文先生提及的这位土家族南社诗人田星六的《晚秋堂诗集》、《晚秋秋词》、     

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游侠身份的重新检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倡的游侠来源于平民（或包括破落武士）的说法,大抵奠定了将游侠身份定位于游民、门客及武士的一般知识,虽然受到过各种质疑,但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对于游侠的认识。此说的误区在于将游侠与“私剑”混为一谈,而钱穆在四十年代、章培恒在九十年代都曾在对游侠与“私剑”作出判别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游侠,惜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种一般知识使得中国早期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游侠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明显地被低估。当然,将游侠与“私剑”混淆或将两者的特质杂糅在一起,有其更为复杂、深远的历史原因。     

神道教与日本民族性

日本民族是个奇特的民族,他们一方面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冥顽不灵;既有谦恭有理的一面又有倨傲蛮横的时候;同时还有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和敬业精神.这些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统一起来的呢?神道教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在古代的几乎全封闭的日本,神道教的产生和自我发展几乎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完全能够反映当时的日本人的世界现、价值观和社会思想.并且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就神道教对日本民族性的形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而进行探讨,提出了"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性的核心"的观点.     

情与理的困惑选择--论时事小说的创作特色

时事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忽略的历史存在 ,由于与现实过分密切的关系 ,时事小说家们虽以史家自居 ,却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 ,因此形成了时事小说情感与理智两相悖反的独特现象。本文从对明君中兴的企盼、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对神鬼迷信的描写三个方面来探讨时事小说中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经学立场与文论话语

后期桐城派整体上可以定位为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流派。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的经学立场日趋辨证和开放,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明显地表露出与传统经学文论相离异,甚至解构等维新的迹象。另一方面,他们捍卫旧文化与旧文学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既赞同维新又坚决护旧的文化立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迄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维新与护旧,两者的终极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他们的护旧思想固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两希文学中神与人形象的比较

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前者是一种乐感文化,它所彰显的是一种原欲型的世俗"人本主义"的特点,这主要与希腊的地理位置、希腊人的个体本位意识以及希腊民族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有紧密联系;而后者则蕴含的是一种理性型的宗教"神本主义"特征,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主要因为希伯来民族是由一个流浪者群体构成的,这些无立锥之地的流浪者们在重重外部压力下确立了一个精神领袖——上帝,并以上帝的绝对权威作为本民族的牢固纽带。     

西双版纳傣、哈尼、布朗族妇女的教育比较

本文运用实地凋查资料,分析了西双版纳傣、哈尼和布朗族妇女的受教育情况.指出其共性是民间教育,传播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不平衡性是各族妇女受学校教育的程度不同.教育差异的原因,主要有生产方式对知识的需求作用,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影响、宗教教育与妇女的关系.     

法官如何解释法律:基于三年醉驾入刑实践的反思

醉驾入刑实践三年有余,量刑存在“虚实不定”与混乱现象。立法者的醉驾入刑命题在量刑问题上并未被实现。法官们受制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解释前见,对醉驾案件采用妥协解释策略,既遵循法律形式主义进行犯罪宣告,又遵循实质解释标准对量刑问题自由裁量。混乱的量刑所承载的法官自身意志对立法目的的异化值得深思。醉驾量刑中法官们的解释过程反映出法治建设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促使法官们合理解释法律,从而有效实现立法目的。     

省外川人与1936-1937年川省旱灾之救济

1936—1937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旱灾初期,政府与民众普遍表现出漠视态度,救济情况不容乐观。此时,省外川人开始大规模地参与川灾救济,一定程度改变了之前的救济状况。省外川人建立了一大批川灾救济组织,积极进行宣传与筹款,扮演极为重要的救济角色。此外,省外川人周旋于刘湘、蒋介石之间,既帮助川省府获得中央经济上的支持,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中央牵制川省的帮手,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     

汉初纵横家活动的特点

蒯通、邹阳及公孙騛的游说活动表明了纵横家学说在汉初的复兴。这个时期的纵横家一方面继承了战国末期纵横家擅长“权变”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有了融通儒学的新变。     

从《春秋》看“神话历史”

在对"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反思与参照下,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有其独特的发生形式,它们不仅受神话思维的支配,而且呈现出与所谓神话"历史化"不同的"神话历史"特征.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理解<春秋>的性质与特征,论证有关神话与历史对立与分道扬镳的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中国文化基因,而且会造成新的遮蔽;重新理解神话概念的穿透性和生成性,是重新进入中国式神话历史的必要途径.     

中国西部诗群的诗歌精神与中国特色——"西部诗群"系列论稿之一

崛起于80年代的西部诗群的创作,其基本的诗歌精神,便是面对这片苍茫辽阔古老神奇的土地及其所凝聚的历史文化和艰辛的大自然,抒写其所激发起来的无比惊叹与悲壮情怀。一方面,他们抒写对这片苍茫辽阔、古老神奇的土地的无比惊叹,对勤劳善良的人民及其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由衷赞美,表现着浓厚的“西部氛围”;另一方面,他们也抒写这里的人们面对艰辛和死亡的坚强意志和生存抗争的英勇悲壮,抒写新一代开拓者的崇高的理想、献身的精神、坚韧地战斗和进军的喜悦,表现着强烈的“西部意识”和“开拓精神”。这种诗歌精神正突出地显示了当今的“中国特色”,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引起世界的注目。